中唐文坛恩怨录（中）
一世挚友韩柳刘，五篇祭文泪长流
文：枯木
（续上）
俗话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人有君子小人之分，孔夫子的《论语》对此多有经典概述，诸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诸如此类，非常精辟。
《荀子·劝学》有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人和人之间，父母兄妹，固由天定；朋友伴侣，缘因人为；因而择友选伴，全在自己掌握。自身而正，其友也善；自身趋利，其朋也势。故而，古往今来，既有君子之朋，也有小人之聚。
君子交友，贵在知心；小人群聚，目的逐利。朋友之间，雪中送炭者有之，生死相许者有之；小人之间，落井下石者有之，反目为仇者亦有之，正所谓“命达谄媚多，士穷节义见”，自古及今，不胜枚举。就以中唐而言，曾经有几位诗人，兴趣相投，感情深厚，历经变革，情义不改，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当属“一生挚友韩柳刘”和“卅载真情元与白”，下面我们就先来谈谈韩柳刘三人的一生真挚感情。
一、才子同科进士第，御史台中结友情
唐大历三年（年），“一代文宗”韩愈（字退之）出生于河阳（今河南孟州），郡望昌黎（今河北秦皇岛）。四年后的大历七年（年），“诗豪”刘禹锡（字梦得）出生，祖籍洛阳（一说彭城）。不久大历八年（年），“诗文大家”柳宗元（字子厚）出生于京城长安，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
韩愈三岁而孤，由兄嫂抚养成人。贞元三年（年），20岁的韩愈取得乡贡资格前往长安科举，然而连续三次落第，直到贞元八年（年）第四次参加科举，在同乡宰相郑余庆的推荐下，25岁得中进士第。而比他小的刘禹锡和柳宗元，科举顺利，在贞元九年（年）同科中进士第，二人年龄相仿，兴趣相投，从此结下金兰之交。
韩愈虽然早中一年进士，然而在吏部博学宏辞科选官时受阻，连续三次都不能通过，于是不得不连续三次上书当时宰相自荐，然而依然了无音信。不得不前往洛阳投靠宣武节度使董晋，在贞元十二年（年）被推荐为宣武节度使观察推官。三年后，董晋去世，韩愈又应徐泗节度使张建封之聘，出任节度推官。贞元十六年（年），张建封去世，韩愈回长安参加吏部铨选。贞元十七年（年），因操行坚正，被征调为国子监四门博士，不久迁为监察御史。
而比韩愈晚一年中举的柳宗元和刘禹锡，仕途较为顺利。刘禹锡于中进士第同年登博学宏辞科，两年后再登吏部取士科，释褐为太子校书，不久丁忧居家。贞元十六年（年），杜佑以淮南节度使兼任徐泗濠节度（接替张建封），辟刘禹锡为掌书记。贞元十八年（年），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不久迁监察御史。
柳宗元在贞元九年中举后丁忧在家，直到贞元十四年（年）登博学宏辞科，授校书郎，不久调蓝田尉。贞元十九年（年），为监察御史里行，在御史台，和同科好友刘禹锡相遇，也结识了早一年进入的韩愈，三人同为监察御史，义气兴趣相投，从此开始一生友情。
二、刘柳主革新，韩愈兴名教
唐代的御史台监察御史，官职品阶虽然较低，只有从八品上，然而权力却极大，掌管着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刑狱、肃整朝仪等事务，对官员的升迁降黜起着决定性作用，并且有可能参与诏令的颁布和实施。因而，在贞元十九年（年），31岁的柳宗元，32岁的刘禹锡和36岁的韩愈在御史台相遇，风华正茂，意气风发，都抱着美好的愿望，准备大展宏图，实现抱负，然而走的路子却不相同。
先说韩愈，韩愈为人耿直，智商很高，然而却情商较低。《旧唐书》记载“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可见，韩愈在处理政务的时候，勇往直前，直言敢谏。然而当时是唐德宗时期，德宗前期励精图治，削藩斥宦，结果遭遇“奉天之难”，泾原节度使朱泚哗变，德宗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从此开始信任宦官，并且大肆敛财，派宦官以低价强买掠夺，名之为“宫市”。
当时政出多门，无人敢谏，韩愈却上书千言“捋虎须”说宫市之弊；还有《论天旱人饥状》疏弹劾京兆尹李实，反遭谗害，结果引得德宗大怒，贬为连州山阳县令（今广东阳山），后转江陵府掾曹，在元和元年（年）六月，才被召回长安授权知国子博士。于是韩愈开始教育弟子，专心传道受业解惑，并倡导古文运动，以“兴起名教”为目标。
再看柳宗元和刘禹锡，刘禹锡性格刚烈，精于诗文，得到翰林院待诏王叔文的赏识，常评价其有宰相之才。柳宗元年少成名，擅长辞藻，得到翰林院学士吏部郎中韦执谊赏识和推崇。当时韦执谊受到太子李诵宠信，太子对德宗时期宦官专权不满，然而隐忍不发，暗中结交政治小团体。
韦执谊和王叔文交好，便向太子引见王叔文，二人又结合柳宗元和刘禹锡，并联合太子老师王伾，同时团结韩泰、韩晔、陈谏、陆质、吕温、李景俭、程异、凌准等主张革新人物，最终形成一个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派。
贞元二十一年（年）德宗死，太子即位，是为唐顺宗。唐顺宗因中风失音，不能理政，便任命韦执谊为宰辅，韦执谊依靠二王，二王凭仗刘柳等人，因而朝廷大事都由二王刘柳主理，于是开始大刀阔斧的进行革新，采取加强中央集权，对藩镇和宦官进行削权，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史称“永贞革新”。
然而，书生用事，急于求成，不懂得循序渐进，因而被宦官发觉有夺权之势，事关生死，于是迅疾反扑。当时不利条件，一是唐顺宗中风，不能主事，容易落人专权非议；其次是主帅无能并不和，韦执谊和王叔文志大才疏，在执行过程中又出现分歧，再加上王叔文母死丁忧，失去主心骨；再就是选官任用，意气用事，引起朝廷极大阻力；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不掌兵权。
因而宦官俱文珍等人一手操办，一面联合藩镇上书，攻击革新派挟邪乱政，制造舆论声势；一面利用顺宗长子李淳想当皇帝的心理，联合李淳，得到皇权支持，于是在永贞元年（年）八月，发动政变，幽禁唐顺宗，宣布退位为“太上皇”，传位于长子李淳（改名为李纯），是为唐宪宗，史称“永贞内禅”。
宪宗继位后，革新派全部被贬出朝廷，到偏僻边远州任刺史，路上又变为司马，轰动一时的革新只维持了三个多月就销声匿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其中刘禹锡为朗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从此二人开始二十年的贬谪生涯。
三、刘柳泄语被误解，韩愈疑虑雪释然
在永贞革新过程中，韩愈并没有得到任用，有人认为是韩柳不和，依据是韩愈的长诗《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洩，传之落冤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指出自己被贬，怀疑可能是刘柳二人把三人对话泄露，从而导致自己被贬。
这首诗创作于元和元年，唐宪宗继位后大赦，韩愈被被授江陵法曹参军途中，此时刘柳都被贬谪到偏远地区。同诗中前面还有“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洲”。说自己上书论宫市皇帝支持，本来要准备施行，结果却被贬谪，因而怀疑自己是不是因为二人不小心泄露话语，得罪了执政者。
事实上，韩愈被贬主要原因在于坐论宫市，指摘皇帝敛财，那还了得？从而得罪了唐德宗被贬，这是不争的事实。至于韩愈自己认为因言得罪，笔者认为是韩愈为了在新皇帝登基后，能够得到重新任用采取的策略，说明自己被贬原因是为民请命，因而被执政嫉谗。
不过，诗中也说明了三人是御史台的至交好友，只是略有怀疑责怪的意思，朋友之间的误会都有可能发生，不必大惊小怪。再说永贞革新没有擢拔韩愈，要知道革新只有三个多月，当时主要目标是夺取兵权，削弱宦官，韩愈只是文官，重在造势，况且远在广东，来回需要几个月，远水难解近渴，因而这就是为何韩愈并没有参与的原因所在。
后来，韩愈撰《顺宗实录》，可以看到很多朝廷大内机密，自然知道自己被贬的原因所在，因而对刘柳的误解冰雪释然。从后来三人的书信和诗词交往来看，这次误会并没有影响三人的关系，反而书信不断，不因天南海北的暌隔而疏远，关系更加亲密。
四、士穷乃见节义，子厚仗义换州
柳宗元、刘禹锡分别被贬永州、朗州后，一待就是十年，元和十年（年）都被召回长安。十年来，韩愈虽多有贬谪，不过逐渐升迁，此年从知制诰晋升为中书舍人，正在朝廷任职，因而三人阔别十年喜相逢。
然而由于柳宗元在永贞革新时，看不惯当时的御史中丞武元衡，把他贬为右庶子，从此得罪了武元衡，而此时武元衡则是宰相，因而柳宗元又被授为偏远的柳州刺史。而刘禹锡，本来宰相还准备授之朝廷郎官，结果刘禹锡因为《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语涉讥刺，因而被授之南方更为荒远的播州（贵州遵义）刺史。
而此时刘禹锡的母亲已经八十多岁，如果去播州，那么明显就是生死离别了。这时，朋友的义气和友情就可以看出来了，柳宗元知道后，冒死上书，愿意用自己的柳州替换刘禹锡的播州。韩愈在后来《柳子厚墓志铭》中感叹道：“呜呼！士穷乃见节义！”，最后在裴度的劝谏下，刘禹锡改刺连州，三人就此挥泪作别。柳宗元写下了《重别梦得》：“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岐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冀希望能同度晚年。
然而令人痛惜的是，柳宗元，在元和十年（年）来到柳州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过北方。元和十四年（年），宪宗实行大赦，在裴度的说服下，敕召柳宗元回京。然而在十一月初八，柳宗元在柳州盍然而逝，享年47岁。五年后，长庆四年（年）十二月，韩愈在长安靖安里的家中去世，终年57岁。从此三位挚友留下刘禹锡一人，于是在洛阳开始了和白居易的另一段友情，我们另文详谈。
五、退之峻峭，子厚超脱，梦得雄豪
三人在御史台建立了深厚感情，然而意犹未尽就被迫贬谪南北，并且此后只有元和十年那次短暂的相聚，从此阴阳两隔。可是，地域无法阻挡三人的情谊，时间不能磨灭君子的友情，在信息不发达的唐朝，书信就是表达感情的最佳载体。
从此，三人书信不断，南北相和，各自创作了大量的散文诗词，碑序铭文，从而在文坛上掀起了一场影响卓著的运动——古文运动。尤其是以韩柳为首的文章大家，倡导三代两汉散文，扭转了六朝以来浮艳的形式主义风气，拓宽了古文表现的形式，使得散文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然而，三人性格和见解以及风格并非完全相同。就性格而言，韩愈耿犟，刘禹锡刚烈，柳宗元仁厚，正如刘禹锡在《祭韩吏部文》中写道：“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楯，卒不能困。时惟子厚，窜言其间。赞词愉愉，固非颜颜。”因而柳宗元是联结韩刘的调和剂。
就见解而言，先期刘柳锐意革新，韩愈不予置否；后来韩柳倡导古文运动，刘禹锡也不多参与。对待佛教，韩愈反对崇佛，柳宗元却敬佛，柳宗元《送僧浩初序》云：“儒者韩退之与予善，尝病予嗜浮屠言，訾予与浮屠游。近陇西李生础自东都来，退之又寓书罪予，且曰：‘见《送元生序》，不斥浮屠’”。就天人关系，韩愈认为天有意志，柳宗元认为天无意志，刘禹锡更进一步，认为人定胜天。
就文章而言，韩愈为一代文宗，《师说》、《原道》、《祭十二郎文》等盛誉有加，柳宗元为小品大家，《永州八记》脍炙人口，刘禹锡的《陋室铭》传世名篇。就诗词而言，韩愈属于韩孟诗派，诗风峻峭奇崛；柳宗元为山水诗派四大家之一，诗风幽深洒脱；刘禹锡则属于豪放派，诗风爽利明快。
不过，不管见解分歧如何，三人却是君子之交，各自有各自的操守和品操，都能够立身方正、品格高尚，因而丝毫都不影响三人的友情。然而，就感情而言，如果说韩柳属于挚友，那么，刘柳堪称生死之交。
六、子厚身逝托挚友，韩刘祭文泪长流
柳宗元被贬柳州，临去世前去信韩愈和刘禹锡，交待个人后事，文稿托刘禹锡代编次为文集，并作序传世，墓志则请韩愈执笔，以存其生平大节。刘禹锡刚丁母忧，韩愈则因谏佛骨贬谪袁州，都无法亲临凭吊，然而，二人都立即写出祭文，托人到柳州祭悼，并在此过程中，二人多次协调通气。
韩愈是中唐碑帖铭文第一大家，刘禹锡曾形容其“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挚友柳宗元去世，韩愈就免费写了三篇祭文，第一篇为《祭柳子厚文》，痛惜子厚去世之意外，还着重颂扬柳宗元的才华横溢和哀叹其怀才不遇，“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最后针对托孤之事，当时韩愈因为谏佛骨差点被杀，然而也毅然决定全力完成柳宗元的遗愿，“余岂可保，能承子托？非我知子，子实命我；犹有鬼神，宁敢遗堕？”
第二篇为柳宗元去世第二年迁柩北归，归葬于京郊万年家族墓区，韩愈此时已经回归京城任国子司业，执笔撰写了《柳子厚墓志铭》，此篇为韩愈碑志文中的名篇。其中回忆了柳宗元的生平和政绩，颂扬了柳宗元仗义换州的义举，感叹“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以及赞扬柳宗元不结交权贵复出的高尚品格，最后也告知柳宗元，他的内弟卢遵把家里照料的很好，让柳宗元放心，非常感人。
后来，柳宗元在柳州深受百姓敬拜，因而立庙为神，韩愈在晚年又写了《柳州罗池庙碑》，感叹柳宗元“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祸福之，以食其土”，文中用楚辞形式创作，为韩愈作品少见。
而刘禹锡，作为柳宗元的生死之交，乍闻柳宗元讣告，立刻嚎啕大哭，连夜写出第一篇祭文《祭柳员外文》，其中有“惊号大哭，如得狂病。良久问故，百哀攻中。涕洟迸落，魂魄震越。伸纸穷竟，得君遗书。绝弦之音，凄惨彻骨。”说明悲哀之极！对于柳宗元托孤之事，发誓“誓使周六（柳宗元长子，次子周七为遗腹子，柳宗元去世后出生），同于己子”。
在第二年柳宗元灵柩北迁时，亲自前去致祭，再写《重祭柳员外文》，多次提到“哭”字，非常悲戚，诸如“今以丧来，使我临哭”，“唯我之哭，非吊非伤”，“来与君言，不成言哭”，“何以言别，长号数声”，可见是多么地悲痛哀伤！“千哀万恨，寄以一声。唯识真者，乃相知耳！”是啊，相知难遇，知音难求！才得相见，谁料永别？“呜呼痛哉！君为已矣，予为苟生”，人鬼殊途，就此暌隔，岂能不令人肝肠寸断？！刘禹锡的真情实感，发自肺腑，一生挚友，夫复何求？！
（限于篇幅，下文待续）
/4/14榆木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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