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平
“南京知”这三个字，宝应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不陌生。这是南京插队知识青年的简称，一种在非正式场合下的民间用语。
我已经很久没说过这三个字的词了，的确现在很少人说了，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说的人将会越来越少，也可能在若干年后的某一天，没有人再说起。但我以为，这个词应当作为一个特殊的语言现象记录在宝应的方言史上。
说其有诸多的人文因素是因为宝应的“南京知”在一度时期对宝应整个的社会的生产生活、文化教育等方面都产生过不小的影响，涌现出一批杰出人才，对宝应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当然，这是有一个过程的。我和“南京知”有着比较密切的接触，基本见证了这个过程。
年，“南京知”刚到宝应，这些刚经过“文革”动乱从大城市来到小县城农村的年轻人，应该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放荡不羁的言行和比较时髦的装束出现的。男的戴个黄军帽、女的挎个黄书包，或是斜背着当时流行的“马桶包”，三五成群，操着浓厚的南京口音出现在宝应街头。
于是，南京话也很快风靡宝应。什么“男娃”、“女娃”，什么“小杆子”，什么“士尼么”，什么“厄是啊”，在宝应街头巷尾都流传开来。一些宝应的年轻人，也学着说南京话，以为时尚。70年代我到宝应电机厂工作，有一批高中生进厂，有一个一口南京话的叫许林，我以为他是南京下放户的孩子，谁知他就是地道的宝应人。
刚下乡的“南京知”好像有点小小的“痞气”，也比较讲义气，比较团结，经常听到与农民打架的传说，所以一般人也不敢惹他们。
那时“南京知”中有一些学武术的，与宝应学武术的青年联系上，成为了朋友。我和钱云等人一次请他们在鱼市饭店吃饭，他们五六个人，我们五六个人，凑了一大桌。我们点了菜，刚坐下来，前面卖筹子的老先生跑过来，战战兢兢地说：“我刚才是不是错给了九个肉片汤的牌子给你们？可不可以退给我。”当时肉片汤是三角钱一碗，是很大的碗，我们要九个肉片汤是根本喝不完的。但当时没有人承认，老先生不敢多言，悻悻而去。我知道是某位“南京知”顺手牵羊了。
吃得差不多了，有两个“南京知”出去了，不一会儿笑眯眯抱着两三个大西瓜回来了。我说你们太客气了，他们说，没花钱，卖西瓜的老头被我们花住了。我赶紧问，是不是出饭店向左拐的西瓜摊，他们说是。我说，那是钱云老爸的摊子。大家笑了起来，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大家赶快把西瓜还了过去，他们说考验考验老人家的革命警惕性。
这帮练武术的“南京知”老大叫时军，还有张中铎、郑自树等，他们都有很好的武术根柢。后来，知青陆续返程，与他们的联系就不多了。上世纪70年代省武术运动会在宝应举行，我和钱云都是工作人员，他们也都去帮忙的。
我认识的“南京知”还有一批也是体育方面的精英。那时宝应的县革会领导时国栋政委重视体育，成立了体育小分队，把全县的篮球、乒乓球骨干集中训练，经常外出与邻县比赛，搞得十分红火。体育小分队以“南京知”为主，也有个别宝应的宝应人，如篮球就有我的同班好友顾正中，于是也就熟悉了像刘值瑞、惠鸿生、周有臣、马名骞等人。而乒乓球队有我插队同班组的胡瑞浒，也就认识了王明、朱永焕、李健民等人。
宝应男篮
宝应女篮
其中打排球的赵舜龙后来在西门农具厂工作，我和他都在手工系统，经常在一起写材料。后来他领导一个服装企业在深圳沙头角创业，搞得风生水起，我去深圳出差他都接待我，一直到现在还有联系。
当时对这些有体育特长的“南京知”，县革会都进行了安排，男篮安排到橡胶厂，女篮安排到农机厂，还有一些足球、羽毛球、乒乓球的人才安排到城镇各小学，这样就带动了宝应的“五小球”发展。应该说，七十年代的宝应体育运动的水平在全省也是名列前茅的。
“南京知”还有一方面的特长就是文艺。下乡后，夏集、黄浦、氾水、子婴河等公社的文艺宣传队都具有准专业水平，后来很多人都进了专业剧团。我是年与这些文艺知青开始交集的。
黄浦宣传队
那时虽然已经有部分文艺尖子去了专业文艺团体，但剩下来依然是人才济济。我们是组队参加扬州地区的文艺调演，基本是“南京知”组成的。我记得乐队就很棒，除了没有钢琴（当时全宝应找不到一架钢琴）以手风琴替代，弦乐的小提琴、大提琴、二胡、琵琶、扬琴、三弦，管乐的单簧管、双簧管、巴松（大管）、小号、长号、笛子，是一个很整齐的中西合璧的乐队。乐队中很多人都是原南京中学生艺术团的，可以独奏演出的。当时郑虎的琵琶《十面埋伏》、田吉仁的小提琴《新疆之春》、“米二胡”（忘记他的大名了）的《赛马》都是非常出色的。
我的节目是表演相声《学泾河》，由夏集的一位知青给我捧哏，他叫胡肄炘，我们合作得不错，但只此一回。后来我就与另一位“南京知”张简合作说相声了，我和张简合作时间较长，表演过不下五六个相声。（请参看我的博客《四十年前在全省文艺调演中拉大幕的…》）
那是一批充满活力的队伍。我们集中排练约有一个多月，那时知青被抽调到县里，每天发三角钱误补贴，而生产队还照样记工分。对于我们真是不啻天堂的好日子。年轻人在一起说说笑笑，热热闹闹。我写过一篇愚人节的故事，就是说的这段经历（请参看我的博客《年的愚人节》）。大家玩是玩得挺嗨，但排练还是认真的。忽然有人提出排演一个男生小合唱的节目，我就在中午休息时写了一个歌词《我们的大学生回来了》，下午徐皋国就谱成了曲，第二天几个男生就把节目排出来了。
由于以“南京知”为主，所以排练时还有许多朋友来玩，也发生过不少有趣的故事。有一个我已经忘记了，但同宣传队的仲崇志记得很清楚，他曾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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