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维远（贵州）
写篇小传记辛程，久末握毫愧智贫。
才浅学疏缺墨水，手拙身病少经文。
盲人比划传息讯，哑子抓招递信灵。
耄岁趁能持笔杆，涂鸦不记务躬行。
姜维远，一九三0（庚午）年古历冬月十八日出生于原大定县猫场区大井村蔡家田坝一个农民家庭。有姐妹三人，大姐出阁在符德贞家，三姐出阁在陈荣海家。父亲姜照发，母亲姜邓氏，双亲都不识字。伯叔辈共七弟兄，一个姑妈。上有祖父母、曾祖父。听母亲讲，早年是一个大家庭，住在四区大水井下面高石坎侧的高炉边。家境十分贫寒，并无一分半亩土地，完全是以租种别人土地为生。眼见人越长越大，家中有时竟然断炊，祖父母无奈，只得横下心肠扫地出门以保全性命。财物就是分给每人半升包谷米（约三斤半）作盘缠，大家各自盲目外出逃荒，各奔前程。伯叔们都盲目外出逃荒，无目的地求生。据后来得知：大伯家逃到织金茶店落户，三叔家逃到大定城西大街下面锅底塘，四叔家在长冲乡岩背后与一袁姓，五叔与纳雍进大定城告状返家一守寡女人相遇便跟随其到纳雍成家、后来便引六叔和满叔一同去纳雍落户谋生。我家排行占二，遂来投靠长冲乡大麻窝邓运章外公外婆家。外公家以农业为生兼营煮酒副业，周围十里八村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是以销路较广，生意逐渐红火，找的钱也愈来愈多，于是购置了较多田地，成为附近闻名的“邓酒客”家。
承得外公外婆接纳，父母亲在这里安下家来，算是有个栖身的地方。两个老人给父母亲一块瘠薄的小园子，双亲从中起了个简易的杈杈房居住，到我能记事时还住在这小茅屋里。“亲戚难顾三朝饭，爹妈顾不了几多时”，于是父母亲便向外公家借了半把年的下脚粮，言定秋后归还。又给外公家租来几处土地耕种，约定每年收割后上成租子给外公家。
这些土地由于原来经营不善，多是草旺豆苗枯，年年歉收，但却靠近山脚，有很大潜力可以开垦。按常理，新开的土地可以三年不交租，粮食全归自己所得。父母亲除认真耕种熟土外，对于荒地尽量扩大开垦面积。这些荒地是千百年长满小灌木大刺蓬的落叶丛林，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氮、磷、钾之类的肥料，开出来多是肥沃的黑土地。父母亲披星戴月，起早贪黑地耕耘。说来也是天道酬勤，那些年确是风调雨顺，年年丰收。经过不几年的打拼就把借的粮食还清，到后来就有余粮销售或借给人获少许利息。当时旧收府鼓励栽种鸦片烟，我们家当然乘势种植，父母又不吹烟，两项收入自然不菲。这些钱便源源不断地流入满娘舅邓第林家。因为这时外公已经过世，满娘舅和颜氏满舅娘两个都会吹烟。常给我们家借大笔的钱偿还不起，便把土地当（dàng）给我们家（当的田土，买家产权只有一半，若业主有钱时，可以取回；无钱便来加一半价卖定）。他在蔡家田坝大部分的田土几乎都落入我们家手中。后来又买了高石坎过来的一型箐脚土，这样粮食愈多.金钱愈有，由当初半升苞谷做盘缠的地道穷人逐渐变成富人。紧接着又在杈杈房旁边修了一栋木结构的大草房算是在这里永远定居了。
此地名叫蔡家田坝，这是名副其实的称呼。可能是名声不响，一般人都叫大麻窝，其实邓家大麻窝离这里有里把多路——山脚下有一些人户的所在地，这蔡家田坝是高处陷落下来的一个梭形槽子，两边是大山，底部是田土，假如以我们住宅为定向，隔田坝的对门有里把多长十几丈宽的一座大山林，里面全是青一色的有锅盆碗杯口大小不等的细叶青杠树，枝叶繁茂，浓荫蔽日，林中住着野羊，野猫、野免等小动物。左边有一座岩石耸立的山与之对峙，两山走势像一个“八”字，在八字形两笔起笔处有几块狭窄的土地往前延伸而出现一块盆地，周边有一些住户，这才是真正的大麻窝。
我家居住的后面有三座山，象一个笔架样顺槽子有序地排列着，三座山各自独立，中间有两个冲冲，人们不知在什么年代已经开垦成熟土耕种了。我们的房子就背靠着“笔架”中间山脚的田坝后面修建，我们在坎上，娘舅家房子在坎下，两向房子平行，既不是村，也不是寨，就这两向房子毗邻。
从上游大竹林发源来到我们对门又有大麻窝的龙井水流下来形成一个“T”字形与水沟汇合，这一带要开阔得多，全是田畴，这条沟有足够的水量灌溉这些农田。
每天太阳从龙井上空的“八”字形山缝中升起，横穿宽阔的田野，经过我们家上空从山背后落山，真是春有繁花夏有月，秋有粟稻冬有雪，虽是高山，但景色还是宜人的。门前有一条小路，南通鼎新街，北出后槽通往大定县城，但不是交通要道，南来北往的人很少。
这期间，我们这个地方，社会安定，民风淳朴，人民友善。大家过着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生活，倒也相安无事。
我五岁了，不知是哪一位长辈的高论：说小孩读书要五岁发蒙才去得，若六岁读是六（绿）眉六（绿）眼的成不了器，这简直太望文生义了吧！在我毫无求学意识的情况下，由娘舅和老表的带领，我去上学了。
学校设在大麻窝半山腰先生家里，是一个房圈腾出来的教室。先生李润民，四十来岁，中等身材，脸庞削瘦，眼睛凹陷，但说话言词坎切，声音响亮，语气逼人。他教学极为严厉，我见到那些大学长背不了书被打手掌眼泪花子转起来的情景，心里很害怕。先生又没有发书给我，捱到放早饭学后，我把带去的饭食在附近人家热吃。下午再也不进教室了。
学堂斜下面山脚下有一幢大草房，住着一个独居老人，名邓第凡，我们喊他二娘舅（已故邓云顺亲二叔），年龄四十上下。因为年新，天气冷，他不出去干活，我便和他闲坐磨日子。放学了，便和大家一起回家来，天天如此，估计后来，是他们将情况告诉父母，说我年龄太小，不能读书，须待长大点再读之类的话劝告，父母同意了，于是我便得到解放，回家来心安理得的玩。当然交去那五块白花花的小洋也就拱手送先生了。所谓玩，也就是怯学的托词，没有快乐的小伙伴，没有宽敞的场地，没有漂亮的玩具，这独溜溜的两向房子，只有娘舅家有个比我小一岁的表弟，他的性格很撒野，经常偷吃外婆的饭食而遭到大人打骂，性格也是傻乎乎的，和我似乎合不来，我只有长天跟着父母转，大人们一去干活，我只有一个人呆在家中，所以童年的生活是枯燥乏味的。
说来这恐怕是命中注定，这是一次大失策，假如能在李先生门下为生，我恐怕会有很大的长进吧！先生的文才我并不知道，但他却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后来父亲请他写了一堂供奉的香火菩萨，其大字苍劲挺拔，雄浑圆润，结构严谨，有骨有肉，小字笔力强健，铁画银钩，字字珠玑，大小字构成一幅绝妙的书法艺术作品。其字若与现代那些书法家相比，一定是出类拔萃的。他编的两幅对联，也很独特：香火菩萨上一副是：视之不见求之应，听则无声叩则灵。大门上的一副是：门对青山千古秀，户纳绿水万年长。我家对门有山有水，针对性强，并非套话之作。常言说，字如其人，字是知识的门面，由此观之，先生或为饱学之士无疑。师高弟强，水涨船高。博学之士方能厚积薄发，破解艰深，传道授业时，便能化难为易，让学生融会贯通，可惜我偏失策，自误终身。
时光飞逝，又是一年芳草绿，翻过春来是一九三六年，我又是六岁了。这年人们在距我家不远处的包包上（地名）彭玉顺家办了个学堂，有十来个学生。先生杨林周，是老龙场侧边桃子井人，有四十出头样子，人较胖，戴个瓜皮帽子，穿件长衫，个子矮墩墩的，说话轻言细语，做事慢条斯理，不苟言笑，不愠不火，让人容易接近。
由于去年的怯学，错失良师，使父母很失望，自己内心总受到很大谴责，今年态度就有很大转变，“知耻近乎勇”吧，因而我读书特别用功。《三字经》《百家姓》《五字经》三本启蒙读物，在很短时间就被我背完了。先生很高兴，先生要我读“四书”了。我当然不知道什么叫四书，只能唯先生之命是从。
到后来才知道我读的或许叫“三书”吧，《大学》《中庸》两本，还有孔子语录《学而》、《述而》、《先进》、《由之》是《论语》《离楼》《告子》《万章》是孟子语录，一共九本，这些经典文章，可谓言简意赅，艰涩难懂，读起来佶屈聱牙，十分咬口，内容当然不知所云。先生教法是只教认读，不加解释，真算是只教书不求甚解，我也是苦背诵囫囵吞枣。尽管如此，我还是死记硬背，拼尽全力，只见我经常背老书，经常上新书，大约在阴历七月底，我便把九本古书背完，而且开始读《诗经》了。假如不出后来的意外，读农历十月初一放大学，我或许可把《诗经》《书经》之类经书读完。
古人云：祸兮福兮所倚，福兮祸兮所伏。土匪抢劫，是我家倾家荡产，背进离乡，居无定所，这是祸，但是如果安常守顺，让先生这样教下去结局恐怕是文盲一个无疑，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旧教育方法的死门。我有一个姨父周炳臣，据他介绍，四书、诗书、易经等全部读完，但却是一位冬烘先生所教，死读书，到头来连他周炳臣三个字都认不得，这不是很好的证明吗？
在这半年多时间，我从未见先生帮任何人家写点应用文字，以及结婚对联，吟诗作对之类韵文更是未之闻也，只是裱糊工艺却见其长。
先生家住地靠近县城方向，每逢节气都要进城去带很多对子回来。对子是木板印刷成的老宋体，两联上分别印有碗口般粗大的“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字样，字显得老气横秋、刻板呆滞，边上有些图案装饰。对子是单层的，先生搅了些浆子要我们帮牵裱成多层的。门上、壁上到处粘贴，晒后折叠成成品送去交差。估计这是给城里某家裱店铺加工给予报酬的吧！我想如果先生在那时肯买些“声律启蒙”之类书籍给我读，我在这方面是会有一定收获的。
好景不长，宁静难再。这恬然安适的生活却被从天而降的横祸打破了——我家遭土匪抢劫，财物被洗劫一空不算，还把我牵到纳雍县境内做毛子取钱，匪窝就在原大定县临界的瓜仲河边。那里是一些横七竖八断壁残垣的茅草房，有七、八户人家。临近河界，河对面是大定县管，这面是纳雍县管。匪们把我拘禁在寨子边上一户人家火房楼上，住草窝，垫蓆子。有破烂被盖，黑乎乎的，不见什么光亮，用一个人监守我，常听楼下有人进出言语，做事响动的声音。后来听说周月谷要领兵来打他们，于是把我转移了。
周月谷是旧大定县马场所辖落公底的大户旺族，好象当时是马场区区长，瓜仲河与马场临界，但这是另外一个县，
你有权越界纳雍县剿匪吗？但这话是我亲耳所闻并非传言谎语。
在一个漆里的夜晚，由几个匪徒挟持我顺着瓜仲河下方一条小路走去。不用照明，由我自己走，由于路径不熟，我一跤摔在一个大偏石板上。脚下是哗哗流淌的河水，我死死趴在石板上，如果掉入河中，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幸好匪们抢救及时，才幸免一难。走了大约十几里路，我们半夜三更才到达目的地。
那是一个小山脚下住着的一独户人家，不用说这是匪徒们的同党。是一栋三列两间的小草房，一列前间作火房，后间作卧室，另一列的后间作羊圈，前间铺一张床，我和一个匪徒住这前间。
这个是逼良为匪的。从他口中知道，他是湖南人，是摇巴郎鼓挑担子串乡卖针筒麻线卖剪刀镜子之类的小贩，在路上被这帮匪徒把他的货物抢劫一空，并搜得身无分文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而被逼上“梁山”的，从他说话的口音和神态观察，证明其所言属实。我和他每天靠拍苍蝇喂蜘蛛打发日子。过一久他便让我独自出去放风。我慢无目的地走进房子后山的树林中，这是一株几人合抱的大树带领些小乔木夹杂繁密的茅草，真是树林阴翳，鸟鸣雀噪，空气十分新鲜。眺望远方，白云下面好象是我的家，心中无限惆怅，但胆子小，不敢越雷池，又自己回到小囚室中来，这样周而复始好多次，他对我愈益信任。后来有一次我竟萌生了逃跑的念头，但在丛林后面仔细观察，前面是岩下波涛汹涌的大河——瓜仲河两岸是刀砍斧劈般的绝壁，既没有渡船，也没有桥梁。反脸一看，后面是茫茫无际的丘峦，在目力所及的尽头，是连绵横亘的一排大山，不见路径，不见人影。
心想乱跑是跑不出匪徒们的掌心的，于是取消逃跑杂念，安心度日等待家中来取。
时间一久，看管我的匪徒和我之间似乎互相都取消了戒心。有一天。他对我说：我想送你回去，但怕你家人把我杀了。我怕他是试探我的口气，我只说不会的，也找不倒多余的话和他深谈，以后也没有和他再谈这个问题。后来听说这个湖南人真的送一个毛子回家后逃跑了，证明他当时说的话是真的，但我不会分析他是被胁迫走上邪路的。“羁绊恋旧林，池鱼思故渊”。送我回家，他改邪归正，即可得到我父母的谅解，也可得到路费。可惜当时我太小，不会因势利导，引他送我回来。我和管我的这个湖南人，在这与世隔绝的小囚室里住了近二十天光景
匪徒们脑髓也转，他采取恐吓的手法写了一封信，用我的口吻和手迹写给父母。信的头尾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很恶毒的两句：五天不给钱割鼻子，七天不给钱割耳朵，果然不多时间家中就借好钱把我取回家来。
破镜重圆，花了钱一家团聚.这该是何等高兴的事情吧，但是不要欢喜得太早，被人敲竹杠的事就会接踵而来：我一个堂娘舅——上门的接脚杆，名叫彭玉顺，他是鼎新汪筱恒的舅子，汪有十来条枪，是雄霸一方的土豪，原来请帮取我的是人就是他，取价是六百元小洋，他谎称取着一千元小洋，从中要揩四百元的油。父母知道这个底细，那四百元就不给他，但又不采取什么措施解决，用拖的办法了事。但这一大笔钱是抢人不用棒棒就垂手可得的呀，敲诈者岂可轻易放手！于是他放出话来说：若不给钱，他要把我抓去交给匪们，因为欠款是他用两支枪抵押的云云。大家都在惶恐中过日子，果然敲诈者照他发出的信号行事了。
一天晚上，刚吃完晚饭一会，我听到家里养的狗在外面猛叫，似有坏人临门的感觉，便急忙出去看，只见一伙人打着灯笼火把向我们住地走来，我知道凶多吉少，迅疾跑进家说明情况，父亲便带着我从后门溜出去跑进苞谷林中躲避，由母亲在家应付。我们跑进对门的大箐中躲了一天才敢公开露面，显然来的是这位不速之客一伙。事情怎样了结，当时我并不知道，就是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
“故乡非是安居他，寻得桃园好避秦。”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迫使父母亲另找安全的地方居住。不知什么时候，父亲找到现在的绿塘乡杉树多落定居，让母亲留守老屋。在一个阴沉沉的天气，我和父亲三姐连同一个帮背炊具的人牵了两匹马出发了。当天落脚在杉树多落姜贵远（已故姜继发祖父）八哥家。
杉树多落离大麻窝约二十多里路，属现在的绿塘乡管。周围群山环抱、陷落下来的田土形成一个狭长的盆地。一条河流从中间穿过，把这盆地分成两块。左边有条干沟下来形成“T”字形和大河汇合。“T”字形下面多住着陈姓人，有一个清乡大队长陈治祥住此。右面有几个小寨住着黄姓胡姓和姜姓人。河对面是一个较大的寨子，多住着姜姓和其他姓人。有一个保长姜达山和一个文化人姜明山亦居住其间。两家共住一幢长五间房子，二人都是“远”字辈。
据说姜达山家祖父姜会堂（学名姜光欄）曾经显赫一代有过辉煌历史：当时大定管辖沿革分为东南西北四大区、每个区有团头管理，他是西三区的团头，从大定城外一直管到纳雍水东龙场，因那时纳雍尚未建县名大兔场。传闻大定府专门给他修一条从高家店直达其住地的路。又有人说，他有生杀予夺之权，是否属实，因为我人小未曾考证过，只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而已。姜达山其人风度不凡，仪表端庄，谈吐有序，气质不俗，四十出头，像个将官派头。我们去的时候，其父尚在，但己是老态龙钟，寡言少语，整日坐在他专住的一间小屋里，不两年姜达山与其先后去世。他家中有几条枪，陈姓清乡大队长家也有几条枪，共保此地一方平安吧，这恐怕就是父亲选择来此的缘故吧！
我们在贵远八哥家借住一段时间后，因为实在太挤，于是在后面田坝背后另借一家房子居住。这家主人胡芝兰在世时也是有名人士，现己作古，是由一位白发苍苍的祖母操持家务，有四子一女，长子已亡，大媳妇带个孙女守孀，三个儿子似未读过书，家中搞农业兼营烤酒副业，由一个长工刘老五打理。
正房是一栋瓦房，添配一间耳房、一间厢房和一个朝门，从正房门口田坝中砌出一个平整的厂坝，我们就借住耳房和厢房各一间。
下寨陈家办有一个学校，我去上学。校长陈治国。学校就设在其厢房中，只他一个人教，是官学，读的课本是国家编辑统印的，好像不分年级，只开语文课，有时也上音乐课，其它课程未开。
我学了两年多时间，学到什么，至今一点都回忆不起来，我扪心自问，不是贪玩好耍不知用心的人，或者可用“印象”是检验教学效果的标准来解释吧！但他教的音乐却很有特色，他有一个银铃般的嗓子，无论曲谱的旋律是高昂还是平抑，经他歌喉唱出，必然悠扬悦耳，婉转动听。好多歌曲印在脑海至今还能唱出。但有两件小事至今却永不忘怀。
这期间，一件是明山先生出了个作文题：“论水灾之益害”。初学作文的人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后来仔细一想，这题目本身就很矛盾，说“水之益害”讲得去；说水灾之害处，也算合乎情理。水灾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是不争的事实，怎么说它的益害呢！况且是要论述，学生连记都很艰难，怎么能论证呢？
另一件是学生领头呼口号的事。学校每天都要升降国旗，完后由一个学长领头呼口号，其中有一句是“打倒日本小鬼子帝国主义！”他呼的“帝国主义”是“席国主义”。帝席二字下面“巾”字部份相同，但上面部分完全不同什么叫“席国主义”世间并无此称谓。正如有个故事讲的有个人把季康子认成李麻子那种笑话，但天天如此领呼，竟无一人给予纠正，这不是很大的悲哀吗？莫道一个字无足轻重，这是一滴水可见太阳呀！办学人如此漠然，实在让人嗟叹！
还有一件死里回生的事，至今忆及，仍心有余悸，那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有几个大学长约我去转湾塘凫水，这是大河流到下游不远处被一座大石山挡住水流形成的一个“s”形深塘。去的人都是些能泳善飘高手，而我是不会游泳的，待所有游泳的人一个个都在沙滩上闭目仰天晒太阳时，在无人知晓无人保护的情况下，我也想学他们潇洒一番，岂知一开始便坠入深底，只见许多晶亮的白泡泡，心里害怕得要命，但不能喊，已经失去知觉了。过了不知多少时候，人们突然惊觉才有人把我拉出来，大家给我倒水，做深呼吸之类的措施，这时，我竟然一无所知。说来真是皇天保佑，命不该绝，我竟然死里逃生苏醒过来，现在每每忆及，确有心惊胆战之感。
在杉树多落这几年，没有捐款的重负，没有保丁的惊吓，日子倒也过得开心：每天我去读书后，父亲便牵着两匹母马去放牧，回来时又割起一扛草作夜料，两匹马长得膘肥体壮，很是讨人喜欢。
经过几年的打拼，由于父母的节俭，家道逐渐宽绰，元气也逐渐恢复，我们都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但是常言所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杉树多落偏遭土匪抢了。
那是一个秋天早晨，天快拂晓时，我听到一声清脆的枪响，凭我的直觉判断必然凶多吉少，紧接着又闻人们骚动，我料定是土匪打枪无疑。便独自一人几个箭步从后朝门跑出向吊水岩方向逃去。刚跑出十来丈路，大约是土匪发现了我的目标，便向我一枪开来，只听子弹声“嗖”的从我头上射过，似乎擦过发际线。眼看前面是一个很开阔的大干河沙坝，寸草不生，毫无一处可隐蔽的地方，于是我急中生智折返回来跳入田中，顺田后高坎跑回家来躲避。我快速的钻入床当头地下蜷缩，并喊三姐火速扒些床铺草把我壅起来。隐蔽工作刚一做完，匪徒们便冲进家中来了，东翻西弄一会也不看床下便出去了，我脱险了。后来听说是在厢房当头牛圈中找到父亲，匪们便抢去家财，而且把父亲牵到杨家大箐作毛子取钱。过一两天听说下寨陈姓人家被牵去的人都无条件放回来，母亲和我都期待匪徒们发善心放父亲回来，但望穿眼睛盼来的的竟然是无希望。后来听说是我们老家大麻窝一个叫管哈哈的人，是大麻窝人，管哈哈住地离我家一里多路，靠近包包上彭玉顺家，我们离开大麻窝时，他在彭玉顺家背枪（当保安之意），是彭采取明团暗匪拉拢他入伙呢？或是管拖起彭的枪入伙呢？这就不得而知，如果受彭指使，这就与那元有关，这就叫冤家路窄难解前嫌。他参加杨家大箐这帮土匪从中作梗，父亲才未得放回来。没办法，母亲便请河对面住的侄子姜明芳去联络，但此人与我们有经济上的利害关系，他便支吾我们，根本未与匪众接上关系，致使联络中断。时间长了，匪邦听说大定县保警队要去剿办，匪们便转移老巢挟持父亲跑到纳雍县躲避去了。我们怀着无尽的悲伤牵起那一子母马搬回大麻窝老家来住，并继续寻找父亲。
母亲带着姐夫符德贞往纳雍县境内漫无目的去寻找。前几次是怀着一线生的希望去找，到后来已知父亲被害，但需要取回尸首，其中费了很大周折，又花了一大笔才把父亲尸体取回来。承蒙得却戛姜照云、姜照全二公帮助，在他们处请了道士和阴阳先生来给诵经礼谶，做道场才安葬在现今墓地。
老家大麻窝（蔡家田坝）是绝对不能住了，什么地方才算安全呢？母亲的意见是逃到鼎新去，因为那里是区政府所在地有武装保卫，是一个闹热的街，又有一家亲戚住在街上，他家房子较多，可以借住。这里离老家不过二十多里路，七天一个场期，自己送或请人带点吃的东西也较方便，并且临街有一所鼎新小学是有钱有势的汪族人办的完小，很有些名气。汪族人有几十条枪，任何土匪都不敢来侵犯。照云公却不同意这个意见，他说反正都是离乡背井，要走走朝大方城去，这样才更保险，他说完一通道理后随即摸出五十元钞票给我，那时的票值并非现在的五十元可比，须知这个钱人家是用来买粮食养家糊口的啊。母亲尊重其意见，决定往大方方向走。目标既定，但不按计划进城，却在半路刹车一—在长号田大姐家寄宿，到大园子读书。大姐家住长号田，是大麻窝进大定城的中间站，大园子在对江大桥头上山脚下，是有名望的大户陈九爷家豪宅，一栋四合天井的大瓦房，修有高大围墙护栏.有朝门出进。其子陈听祺在院内办有一个杂牌班级，我走读了一段时间后，因驻地离校较远，便在学校坎下找到一家亲戚寄宿。这是我们族中老辈，我喊满嬢。姑爹陈兴和，以做行商生意为业，家庭较富有。他家不是原住地居民，是从远处新搬来此地落户的，三口之家在此新建了一栋木结构的大瓦房，刚修完两头，堂屋大门走廊尚在修缮中。学校像个公私合营的大杂烩，也不分年级，学些什么现在全然无所记忆，可见那时有钱人办学都是用来装潢门面的。读了一段时间，姑爹家突遭匪抢，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因为有往次应变匪抢的经验，便在慌乱之时顺
邻家后墙跑脱，姑妈家钱财自然被洗劫一空。这里有一大坝田，前面有几十户人家，是有名的胡家寨，听人们说，这里从古迄今从未发生过这种抢劫事件。于是满姑爹和我们都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得过且过。不料隔了不过十来天，他家又遭二次匪抢，我仍然跑脱、这次却把满姑爹陈兴和牵作毛子取钱去了。
看来这里并不保险，必须下决心进城躲避方为上策，于
是母亲领着我又向大定县城进发。城中是有几家亲戚和家门的，早年因逃荒躲难，未曾来往，但说来是靠谱的，就是高家店姜照明二伯（照字辈）姐姐同住在北门杨柳井附近一个院内。二姐张品山家临街有一个铺面，一个卧室；后面依次是姜远清二哥家（刘世芳父亲，在旧县政府工作）家再次是六哥家（记不起学名了）。左面是幺姐叶太原家，仍以经营布业为生，依次是二姐家长子张世福（其内室也姓姜），形成个一正两厢“U”字形院落，后面厢房都是些矮小茅屋，没有围墙，往下延伸是一片偏僻的土地。六哥家没有子女，我就住在他家。
二姐、幺姐等这一群姊妹，都是在城里混迹多年的老户，又是些能讲会说善于交际的人。我因和幺姐（叶太原家）小姑不知什么时候亲友们帮助订有婚约，听说是这些姐子们撮合穿逗的，所以急速给我打扮：去裁缝铺里订制一套新制服，理了发，鞋袜也换新一番。俗话说“人靠衣装”，经过这帮“化妆师”的武装，我像个城里人的样子了。
叶家是理化搬来城里的，我们并未行走过（送彩礼），也未见过面，是这帮热心肠的人给我私订终身的。后来听说女方出天花而成麻子，大概是自惭形秽跑到外省去了，这种关系自然解除。
斗姆阁内新办有一所小学名庆云小学，离杨柳井又近，我于是在此就读书了。
学校只有两班，好像是三四年级，开语文、算术、音乐三科。我读四年级，语文还可以，但算术从未学过，难以入门。经过好长时间摸索，终于懂得些所以然了。校长朱俊伯，乃贵阳后期师范毕业生，倒算办学行家，戴一副墨青眼镜，说话快慢适中，抑扬有度，节奏感很强，知识恐怕也是顶尖的吧：我读中学的时候，他教我们数学，解放后又当大方县教育局局长，应该是实至名归的吧！
在庆云小学读到中途时，受人原在杉树多裸两个同学的引诱我便随心所欲的跑去读“大定县立标准小学”了。
标小是现在一小的前身（那时还没有二小和三小），其规模较大，师生也很多，课程设置当然全部开齐。中途转学不经任何手续，在生源缺乏的那个年代，庆云小学是追究不放的，这就带来很多麻烦，后来是远清二哥帮助周旋，事态得以平息。这是年下半年的事情。
从北门外去标小，路程较远，母亲便给我找到较为理想的一家，在三善街靠西门小十字三向房子处的一向大瓦房。
主仆二人都是吃斋念佛的两位女老人。主人称李三爷，仆人称陈大孃，说来主人和我的还有亲戚关系。他和叔岳母二娘是伯孃伯母关系。三爷专门安排一间较明亮的走廊给我住。过了一年，大概为了过箐梁子和在大方有个伙伴的缘故，母亲又动员大麻窝老家的两个表弟—邓云楷、邓云顺二人来标小读书，共同食宿在李家。
我读的是五年级，级任教师杨蕴生教语文，年约五十许
戴顶反沿帽子，穿件长衫，外罩短褂，留一络小胡子，神情严肃，说话冷漠，像个法警。但写字却很严谨。他用烧红
园干石磨来批改本子，写出的蝇头小楷，字字珠玑、个个俊
秀。但先生教语文却不能突出年级重点，几乎清一色的教为
重点。对每个字的造型结构出处演变等必追本溯源，尽情咀嚼。“六书”也要扯进来：日月水火等表形字几乎每节钟都要搭车。讲解课文，也是照本宣科，兴之所致，也会搬出六
书来渲染，喧宾夺主影响课文分析，分析课教成识字课。
算术老师也姓杨，人较年轻，个子矮墩墩的，上课不太
严肃，不时会被学生奚落。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
令不行，先生竟不知活泼是与严肃相结合的道理。
六年级的级任教师是徐瑞超，教语文，他的教学未曾
留下任何印象，但是写文章却有特色，他给人写的“大定呈
文”（大定县政府呈省政府文）作为范文给我们读，总觉文采不凡，是为府衙摇笔杆者的才俊吧？可惜先生自毁前程，染上吹大烟的陋习，实属人生憾事。
经过两年的努力，毕业考试时，我竟考得乙等第一名
。那时评定学生成绩是用甲乙丙丁四段来定等级的，学
校保送甲等的前三名和乙等第一名去读大定中学，我使添列其中，被保送入定中继续深造。
一九四五年秋。我进入大定中学学习，读了一年，次年
秋天，因三姐结婚，母亲一定我去送亲。我对母亲说，家中要办喜事，并不逢假期，又不得钱给我交学费，干脆休学半年再读吧！母亲同意了，我便休学。谁料这次便是我人生的一大遗憾！
待把喜事办完后十来天，母亲要我去猫场区公所讲款。所谓款，便是旧政府县一级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按数额分到区下到保后各级又层层加码，而且有权势者还会派得较轻，弱势者则较重，我们属于弱势者，款自然派得很重。
一个十六岁涉世未深的学生，又未在社会上磨练过，见
过的世面只有巴掌这样大一块天，你既无背景也无关系，要去找那些官爷们让利，这叫蚂蚁子戴笼头——好大的脸面，但想到母亲安排我去是经过考虑的，我不好违背母亲的意愿，于是我鼓起勇气接受了任务，但怎样讲，又没有人开导点拔启发，心中一片茫然。行前母亲要我到猫场附近找一个叫姜银安的人带我去。我独自一人走过四十里左右崎岖蜿蜒的荒凉山路，费了许多周折，终于到达猫场。在一个偏斜的大田坝边缘找到家门姜银安住处。得知姜银安也是一个普通农民，并非什么头面人物，在他家歇了一夜，第二天由他带我去会见区长。
区长李秀麟，他的祖父李信余系前清举人，父亲李超凡系民国有名学者，两代前辈老人名声都很响。区长家朱门艳户，推窗亮格。我们二人两手空空造访其府。李正横床午睡，是其妻接待我们。姜银安简介来意，我详陈诉求。
此女子似有学识，善解人意，听毕，即推醒其夫要他给我写个条子令保长陈元武处认真减免派款等情。区长也不问重来，即按其妻所言挥笔写条。
我们谢过主人后，姜银安回家去了，我拿着“尚锋宝剑”，满意而归。但该来要出岔子，我却不按原路返家，而是神差鬼使抄岔道拐大弯绕了十几里路到阿落戛三姐家去玩。在她家住了一夜，次日由三姐夫陈荣海收拾打扮地送我回大麻窝家中来。他来后我们并无戒备，借鸡打彩，招摇过市，引来众观，飞来大祸，大家却蒙在鼓里！
天刚擦黑的时候，母亲正在切菜，只听狗声猛叫，似有异象发生。我是惊弓之鸟，迅速推门出去看望，只见黑麻麻一群人影像打箭般向我家路向跑来，我知道是土匪无疑，迅即进家招手示意后，即快速进堂屋顺楼梯爬上二楼，躲进未脱粒的谷把背后躲藏。三姐夫路径不熟，胡乱隐蔽，便在堂屋中被土匪抓住。估计这是土匪们锁定目标，有针对性地擒拿，因为他家是土豪，名声在外。他是大鱼，抓我是没有多少油水的，是以未加搜寻，得以脱险。匪帮当即把他牵往匪巢杨家大箐（后来的牛集乡）拘禁作毛子取钱。
后来不知道是他家去反映，或是官府出于保警安民之故，旧大定县保警队便派兵往剿，经过一场激战、匪众败北往纳雍方向逃遁，三姐夫得以解救，可谓逢凶化吉吧！但是他还不能随便回家，官方说他们打了很多子弹才解放你的，必须捡他们的子弹钱才能回家，官方说得振振有词，百姓听得啼笑皆非。难道你们这些执干戈保卫社稷的大兵，国家只发空腔给你，保护百姓打出去的子弹是你自己掏腰包买的吗？但是，人在他们手中，旧社会强权就是公理，你向谁诉说都没用，没办法。回心一想总比被土匪敲诈要划算得多，于是付了一笔钱人才得脱身。
经过这次抢劫，原来已经平静的大麻窝又骚乱起来了。在这次抢劫中，我们附近有些人已经公开入伙成为匪员与匪徒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同时在通往元大定县城的要道——箐梁子十来里长的地段也是抢劫不断，权衡利弊，保住老命还是比进城读书重要，于是闷在家中望学兴叹！
在陷入迷茫时刻，是照云公给我们出主意，他要我们搬到得却戛他家去住，那里较为安全，要读书也有学校，这就叫人无主见，误坏终身，不得已，我和母亲便搬到得却戛他家去住。他家有六个子女，两个大人，加上我和母亲就是十个人，共住一独间屋子。晚上，母亲和三奶歇，我和四个兄弟去牛圈楼上滚草窝。
这里周大文家办有一个学堂，是私塾，有十多个学生。先生周继武，有文才，能写一手好毛笔字，教的自然是子曰诗云一类课程。先生问我要读什么书，我尚未开口，叔父照云公便抢先答复读《幼学》，我不知道《幼学》为何物，只好尊重老人家意见去读。后来才知这书是讲古时宫室器物、婚丧礼仪等类似的书，没有好多文学价值，又显得支离破碎，语言老化，先生也不讲解，这就占据我好多宝贵时光。待把此书囫囵吞枣地读完后，先生又选些社会上流行的范文来读，也是些优劣参半的文章。再后来才选《古文观止》上的经典文章来读，但是为时已晚，十月初一放大学，一学年又算完毕。
侍匪风清净些后，到年底我又和母亲回到大麻窝老家居住。我急切盼望翻过年后，好去定中继续修我的学业。但是天不从人愿，总是算路不依算路来。新年伊始，接近开学的时候，我突然生了场大病，病得很厉害。偏僻乡村，缺医少药，老人们只待五或七天出汗，疾病会好，并不采取积极措施医治，只信迷信买羊子杀来驱邪避鬼之类的做法。后来眼见病势垂危，简直不省人事已经休克，即将到了完全绝望的地步，母亲放声大哭，认为必死无疑，我的肌体不知道怎样和病魔作斗争，终于死而复活，在场的人才转悲为喜，庆幸命大。
身体经过这次折腾，自是无比虚弱，待恢复到正常体质时，已超过开学时间远了。于是又赋闲家中。但是匪徒们阴影还是有形无形地笼罩大麻窝，我白天很少露面常到对门大箐中或到高坡吴二哥家去烤柴火寻求保护，天尚未黑又跑到大麻窝银山外公（已故邓云顺祖父）处去同他歇宿（三外婆已故），未进城之前，大多数夜晚都是这样度过的。但我也暗地设置得有一个小铺；在牛圈楼上把捆好堆放直立的苞谷杆作掩护，留容侧身而过的空隙钻进去，靠山间处铺一小床。若去不了三外公处时，就此栖身躲匪。
一天夜里，天刚擦黑不久，吃过晚饭，我刚钻进草窝中床上睡下不多时，母亲也还在点着灯做事，只听“轰”的一声响，是几块圈板同时倒地发出的声音，母亲听见了，急忙忙跑到圈边把圈板捡起来重新关好。母亲也没有什么照明的东西观察一下圈中情况，这时匪徒们是在圈中的。母亲漫不经心地责骂马几句，关上圈板便回去继续做事，这一情况我在圈楼上是听得十分真切。母亲怎么也不分析，马是不会撬圈板的，要猪才会撬，而我们并未喂猪，这其中是否有不测之事。才几分钟时间，只听得圈中两匹马踩着石梯发出的的嗒嗒的声音走出圈外，是被人牵走的。母亲出来看准情况后，立即大喊：“吴二哥，土匪把我的马牵走了”话音刚落，土匪立即开了一枪以示恐吓，这样母亲既不敢喊，也不敢追了。吴二哥，名吴盖云，住地在田坝对门的坪子中，空中距离约有四百来米，在这种时刻他怎么能听到呢，这只是无奈的呼喊罢了。这两匹马是我们家中的运输工具，是父亲遗留下来的财产，长期以来曾经立下汗马功劳：我们住地离县城六、七十里路我在县城读书那些年，所需油盐菜米，就是靠这两匹马母亲赶着驮运的：平时家中烧的煤炭，母亲也靠这马去驮运，小马长大可卖钱，母马又再生育。匪徒们似抢去左右臂一样。悲愤之情，难以言表，但在那万恶的旧社会，你能奈何！
天地之大，似乎找不到我们弱势人家安身立命之地。没有安居，没有净土，你跑到天脚都是天围住的，就这样躲躲藏藏过日子。终于捱到开学了，我们跟着有枪的人群结伴来城读书。这一时期母亲也把家搬到大姐家住地一一长号田，借杨发林家房子居住。此地比老家进城要近一半以上的路，此处社会也比较安定，这时已是一九四八年的秋天了。在定中继续读了一年半时间，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时，传言解放军已进贵阳城了，学校立即停课，学生迅速疏散，我也同母亲回大麻窝老家来躲避。
过了几天，听说解放军纪律严明，完全秋毫无犯，社会秩序安定，我急速返校读书。步行来到高家店街上，这里已建立了一个“支前委员会”，由南下的许多解放军干部管理，我的几个新老同学已在此参加工作，我经过他们推荐，就在此工作了。上首家发一支枪、牙膏毛巾和微薄薪水，未发军服。当时任务是在对江、胡家寨一带征粮筹款支援前方。
一九五0年开始，新老干部都分流到新建的马场、鼎新区去，我被分在马场这一时期任务仍是宣传征粮工作。搞了一段时间以后，长号田处家中接连派人通知：母亲身患重病，要我回家来照应，不得已我请了假回来照料母亲。那时乡村都是些草药医生，凡有人推介的我都去请来医治，但却不投效，母亲竟然于一九五0年农历三月初六辞世了，享年六十一岁。母亲逝世后，做了道场，承蒙众亲友帮助，入土安葬。
十几年来，我们家过的都是颠沛流离的生活。家中并无积蓄，也无这方面的思想准备，所以衣木棺椁全是托亲友赊欠的。初出茅庐的我就担起这副担子，实在不轻啊！丧事完毕后，要我筹钱付给人家，同时爱人刘祥芬是母亲逝世时接来吊孝大家挽留下来的。若我一走，才组建的家庭就难以维持，鉴于此种原因，我便不去马场继续工作了。
在新政权初建之时，由于武装力量尚较薄弱，匪势特别猖狂，有的人加帮入伙拉起队伍大白天打家劫舍或拦路抢劫。在长号田短短的四个月里，我们家又被抢了三次，原来清静的地方不清静了。在无计可施的时候，我跑到鼎新（区名）街上找到我的一个由外婆连接来认的娘舅王明灿，他是父亲在世时莫逆之交的亲戚，我把现实情况详细给他讲了，他很慷慨要我们搬去住他新起的厢房，于是在当年秋天，我们离开了长号田，流落鼎新。我们去鼎新后不久，有解放军一支部队“一四一”团进驻鼎新区政府，匪势很快平定，住过一年多，到一九五一年春，我们又告别鼎新回到大麻窝老家居住。
“我是书生，你是闺秀，手握锄把，耕耘田园；不善稼穑，良莠不辨，草旺苗枯人丰我歉”，这是年初贤妻刘祥芬逝世时悼念她祭文中的几句，也是我们初学种地时的生活写照。就这样，我们过起了农耕的生活，这年长子姜荣芳出世了。
一九五二年春，我应鼎新小学校长刘荣章邀请去该校代课。暑期中，县教育局集中全县公民校以及代课教师到县城学习，进行思想改造。快结束时举行一次文化考试，择优保送几十人去毕师学习，我是其中一员。
这是毕节地区范围内招生，共招收八百多人。入校后，校方又进行了一次考试，择优八十余人读速成中师班，分（一)（二）两班，相对来说，（一)班强于文科，（二）班强于理科，授中师课程，毕业后承认中师学历。我忝列其中，分读（二）班。“萍踪漂泊，重返校园，学海泛舟，二度扬帆。”我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勤习苦读，发奋学习，毕业考试时，终于获得优异成绩。离校后分配在本县高店小学任教。
这年妻子刘祥芬带着老大、老二（五三年生）两个孩子搬来同住学校，我也把老家房子卖了，户口也全部转成城市人口，吃商品粮。教了一年，因学校无多余宿舍，我只借得一小间，四个人住实在太挤。学校附近有亲友愿意送个地盘，由我们请些工程舂个土墙房来住。正要着手启动时，教育局突下一纸调令，要我去双山区任三元小学校长。不得已，只好举家又搬往三元。
三元小学是双山区文阁乡第二小学。离文阁街上二、三里路，靠双山方向，建在一个土丘平顶上。四面寨子环绕，人烟稠密，田土兼备，虽是农村，但有文化的人较多，是一个两级复式的初级小学，历年只有一个教师和我授课。课余或星期天一些青年农民经常来学校打篮球，有时赶月亮也玩得优哉游哉。每逢文阁赶场天，区驻乡干部必派人来邀请去打球，我定带学生和青年农民应战。我们总是胜多负少，55年老三姜学龙在学校出世，我于五四年下半年至五六年上半年在三元小学任教两年。
一九五六年秋，我调双山学区中心小学任教导主任，至一九八六年卸任给长子姜荣芳。这顶乌纱帽糊里糊涂的竟干三十年，到一九九二年在该校退休。
漫长的三十六年，在我的教学生涯中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印象；我铭记着深厚的师生情谊，铭记着人际的钩心斗角，铭记着大小运动的光辉洗礼！我经历过肃反运动、整风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反右倾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拨乱反正等运动。有的运动，我是当观察员，有的运动是当“运动员”。急风暴雨的莫过于整风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两大运动了。
整风反右运动，全国性的爆发于年夏季，但上半年已拉开序幕：贵阳市商业部门有个大右派（名字记不清了），其罪名登载在《贵州日报》上有几大版，批判文章也连篇累牍，空气已然紧张。但什么叫右派？人们有所会意，但不能言传。到下学期中途，运动己发展到县一级科局级了。
我到县城的城关小学去参观了几天，该校老师们都在议论，说朱师已经着了（朱师是县教育局局长朱俊伯的通称），说写了一些揭发材料并画有一头母猪带有13个猪儿的漫画。母猪暗指朱俊伯，十三个猪儿影射十三个区中心学校头目（后来十三个区中心学校校长）只有个别学区政治环境好者幸免，这是后话），剑指谁家，明眼人一看便知。
寒假期间，全县公民办教师集中于城关小学进行整风反右学习。政府从各部门抽调业务骨干加强领导。起初阶段，我参与集体学习，到揭发阶段，领导一点拨目标就直指“猪儿头”双山区中心小学校长饶继芬（女）开火。
这时有教师聂某某和张某某另起炉灶邀我参加组成一个战斗队从侧翼作战。我们占据县城关小学一个亭子作为园他，利用揭发会上和我们获有的材料写些大字报，画些漫画，在亭子上里里外外张贴；算是革命。这样干了较长一段时间，我们归队了。回来时，我启眼一观，像是改变主攻方向，揭发个人言行样子。我观察到两个人的常态极为抢眼，可谓声色俱厉，唇枪舌剑：每揭一人一事，犹如铁钉钉木，不容置辩、不必取证。该打倒的，都打倒了，该揪出的，都揪出了，算得大家都是左派了吧。但是这两个人斗兴勃发，还在搜寻攻击目标，采取以攻为守策略，打击别人，保护自己。
-一天下午我去食堂吃晚饭，因有事耽搁，是最末一人到达，此二人正蹲在进门处进餐。我热情地向二人打招呼，只见其态度都很冷漠：老的一个，眼露凶光，倒理不理样子，年轻一个平时和人交谈总是满面春风，笑逐颜开，但今天答话却是皮笑肉不笑之态。二人表情反常，似乎给我传递一个信号，明天我们要向你下手了，回到寝室，思绪异常纷乱，睡在床上辗转反侧，始终不能入睡，反复分析他们对我攻击的可能性。我明白了，他们都是踩着别人肉体往上爬的角色，不能抱任何侥幸和幻想，“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这句话忽然在我脑中涌现。已是十点钟后各处灯火基本熄灭：我翻身起来循着保管处找来纸和笔，不打草稿，借助昏暗的菜油灯光，把揭发二人的问题写成两张大字报连夜张贴。这两张大字报有根有据，如两支利剑击中要害。第二天清晨，人们都当大新闻围观。双山反右领导小组立即派人抄录并展开批斗。年轻一个很快缴械投降，年老一个却负隅顽抗，多方抵赖。有一项事实有实物作确凿证据，但他拒不承认，在其身上起码花去一个星期以上时间方才收兵。这期间有两个领导找我谈话，说我是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揭露坏人坏事，这是政治觉悟高的表现，要我今后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继续揭发云云，并出示他们搜集我的所谓材料给我瞥了一眼，我飞快的扫描，只见有一条抄有“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有一条抄有“我爱书，我觉得一切好的东西都是书给我的”字样。这两条名言的确是我抄来录以补窗的小条幅，（但并非我的高论，而是前贤警句。前一句作为低调做人的鞭策；后一句作为激发上进的座右铭、这有什么错呢？但那个年代有人会横看成岭侧成峰，任意曲解你的本意，怕你有口难辩！如果再胡乱罗织一二条罪名给你巴起，你能搬石头打天吗？据说在那次反右斗争中，商业部门有甲揭乙在梦中说梦话讲出反党反社会的话都可认定事实。若让这二人无中生有咬你一口，丰富原有抄来的材料，谁能给你沉冤辨白。事实证明，我这两张大字报斗争的方向是正确的。
双山学区校长饶继芬久斗不倒，她拒不承认其是右派，原因是事实不充分或证据不足，为了找出有力佐证，有一天晚上整风组集中起十来个人（像是全县批斗饶的积极子）在城关小学办公室开会要我参加。主持人曾旁敲侧击地启发：饶为了打击党员副校长熊世才，达到反党目的，明知熊不能上六年级数学课，偏排该课给熊上，此事有的人是知道的，但至今竟不揭发。现在是悬崖勒马，该与她彻底划清界线的时候了……这“有的人”指谁，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饶是否有通过排课打击党员副校长熊世才的居心，我不知道，因为熊世才至始至终未上数学课如有，熊为什么不揭发呢？显然这番话是暗示我捏造事实帮助他们打饶的下坡羊子，我怎能昧着良心、乘人之危，凭空诬陷！如果这样，我是否会陷入和饶勾结打击党员的圈套呢？我这样考虑，便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无证据的不说，事情该怎样发展，听天由命吧！
事情终于出现转机，过了一段时间，整风组安排我校一个姓王的老师和我提前回双山作全学区的开学准备工作，我们算是解脱。回来后，我制表刻钢板，王油印装订表册，运动结束，换上新的校长朱诚，大家凯旋而归。
朱是毕节海子街人，运动前在鼎新区财贸部门工作，运动中为了加强教育口领导调在双山组充实力量。运动结束，原任校长饶继芬打成右派，送去教养，他接任饶的职务，原副校长熊世才的职位不变，我仍然搞我的教导工作，不一年熊调大方二小当校长。
朱来后，仍然推行反右路线，凡是不顺眼的，都要想方设法加以打击迫害。有一个小青年教师张某某，在城里整风时是积极分子，回来后不半年他就把他打成右派并开除工作。
到六三年时，不知道要搞什么运动，上级教育部门派了个姓杨的人来双山小学督阵。杨在解放前我们就熟识的。晚上全学区教师集中在教室开会，朱作了一番讲话，有指桑骂槐之意，其他人发言，表示一个态度。然后我发言：我说双山中心小学的问题是严重的。既有贪污，抠教师肚皮肥饱自己，又有腐化而且不是个别情况，到时我一定站在维护党和国家的立场上揭露一切坏人坏事……。我说得言词犀利斩钉截铁，但我是虚晃一枪，敲山震虎，以求明哲保身，看其反映，到时侯是否敢刺刀见红又是另一回事。这一招确实有效，散会后，我因有点事耽搁，上楼得较晚（我们同住在楼上），当我爬完楼梯后，朱伏在栏杆上等我，他满脸堆笑地说，要我这几天帮他作会议记录。我说在会上已经明确有记录人了，我记录的任务是什么呢？他说，原来的只记个大概，请你是作详细记录，我知道这是他的柔和政策，表示对你的信任，封你的口，你不要讲我朱某的长短了。前边我提及的两项完全是针对他讲的，当然我会识趣，缄口不言，埋头记录，直至会议结束。
但是他想整我们，始终心存毒计。叫不打明抢，却放暗箭。过了约半把年，他便炮制了一份“莫须有”的诬陷我和一个姓聂的老师的黑材料上报教育局。但局长对我们很了解而推翻他上报的材料，后来在一次学区会上朱当众宣布给我们二人甑别（即平反之意），我们对这种暗地捅刀子的行为捏了一把冷汗，内心却是对党的英明伟大表示不尽的感激，这一年五子姜学武在双山出世。（一九六五年姜菊芳在双山出世）。
十年大跃进运动，反右倾运动，“四清”等运动。这些运动，有的时间较短，对学校波及不大，进入一九六六年以后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次运动时间长、规模大，影响深，史称“十年浩劫”或“十年动乱”。不但大小的基层单位都组织战斗队，就是农民也组织起战斗队起来造反。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在双山，首当其冲的应该算是我吧！事情需回溯到六六上半年春。开学初，新调一个校长黄汉如来双山学区任校长，他没有住处，我好心将我在学校住了多年的宿舍让给也住，自己搬回来同家人挤。我宿舍中原来一应书籍、笔记、日记之类东西原封不动地置放其中，我对他并无戒心。但此人很机撮，根基也差欠，善于见风使舵踩着人往上爬。县级运动刚开始，他为了邀功请赏，就把我一本日记悄悄交给区里。这本日记完全是我工作生活琐事的记录，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文化水平而练笔的。目睹眼见，随意而写，并无不可告人之处，他在其中抓住两篇视为宝贝。一篇是给我母亲上坟时触景生情写的类似祭文的短诗；另一篇是去老家大麻窝时得知一位姓吴的邻居在三年生活困难时期饿死而怀念他的散文。黄尽管采取舍车保帅的办法，但是人们攻击的目标还是指向他，我似超然物外之人，虽然打成当权派但未在台子上亮过相。只是这两篇文单要随时准备检讨。运动开始，突现的是一个“乱”字，先是停课闹革命，学生不守纪律约束，任意窜流。后是复课闹革命。上课之余要搞大批判。学校批“师道尊严”“分数挂帅”。师道尊严的面就特宽了，矛头可以对准每一位教师，学生不守课堂纪律，教师稍加管教，有的学生便会说这是“师道尊严”，限制学生自由，打个分数也说是资产阶级套在学生头上的紧箍咒之类说法，于是有的老师就用优、上、中、下来给学生课业评级，但这不是“等第挂帅”吗？后来有人写了一首诗来描绘当时情况：“花正鲜艳月正圆，忽然一夜闹翻天。千秋师道全崩溃，百万学生大串联。象日初生新一代，如流到背老三篇。校园革了多年命，几欠人才红又专。”这就是当年的写照吧。初期，双山区教师以学区为单位成立一个“全无敌”战斗队，集中到中
心小学活动。这支队伍庞大，多以外地来双教师组成。后来随着运动的发展，又另成立一支“五.一”工农战斗队，这支队伍人不多，多以本地教师组成，该队邀请我和黄汉如参加。我本来不想沾染是非以免惹来麻烦，但似乎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于是参加了该组织。两个队不同，便形同水火，互相抬扛，互相厮杀，当然两个战斗队后面都有区的派系头目
作后台。这样战斗较长一段时间后，“五一“战斗队便把
“全无敌”战斗队砸了，表示地方派的胜利。直到区政府的夺权，换了一批人马，这期间，“五一”战斗队宣布教导主
任不算当权派，不知道是哪一层官员开的恩典，我得解放了，心中自是无比的感激。
过较长一段时间，形势发生了大逆转。在搞“三结合”区里被打倒的头领又翻过来，“全无敌”那一派自然又得势，你方喝罢我登台，“五一”工农派自然又走暮苦运。
黄汉如和反右时伪装积极那一位被绳索拴捆到街上台子批斗，我也去，但得到优待，未遭绳索之苦，要我写个检查完事，算来两派扯平。这叫做花黄黄几天，苦李也黄几天
吧！这一时期，高校未招生，偶尔有的深造者，叫工农兵大学生。不用考试择优、由大小队、公社推存，因为高初中毕业生都上山下乡或回乡到广阔的天地里去练红心挣工分吃
饭去了，管理众生的便是这些基层领导。不讲文化，只讲政
治，全国有名的白卷考生张铁生上了大学，对学生的学习是
有很大影响的。在人们的心目中总认只要成份好或关系好，就可不费力气上大学，认真学习有多大用处呢？
春雷一声震天响，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那些有远见卓识，忧国忧民的革命前辈，领导全国人民，拨乱反正，把“四人帮”颠倒的是非扭转过来，给受害的所有专家学者平
反昭雪，就是一九五七年打成的全国的右派也一风吹散，全部摘去帽子恢复工作。并响亮提出：科学的基础在教育，教
育的基础在教师。号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师重教。并
恢复高考制度，择优录取，平等竞争，还把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法定教师节。并颁布了教师法，给教师评定职称等
，使所有教师都感到教书育人确是光辉职业，应该恪尽职守，
不能荒废学生课业，教育又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了。
一九八四年，国家尚在实行顶替制度，我欲将老二姜华
芳顶替准备退休，各项手续已经办好交去教育局，但后来他不愿放手建筑行业，也不愿搞教育工作，我又去教育局把申请要回来。到九二年夏天，有消息灵通人士告诉我，过了今年退休人员养老金将实行老人老政策、新人新政策制废，我权衡利弊在这年上学期结束，超期两年退休了。
一九五六年，我调到双山中心小学以后家属与我随行，学校因无宿舍，便在街上借人家房子住，从年至年一住就是十三年。
年已故家人刘祥芬不和我商量便将非农业户口改成农业户口，并参加了生产队劳动。年以生产队为单位大办食堂，一个队社员及全家老小都到食堂去吃饭，否则便是违法，要遭处罚。在食堂又是按年龄大小供饭，当然标准极低。人们有点野菜之类又不准带去添加，说是有损观瞻，后来经不住大众的强烈要求，不知是哪一级领导发个善心，放宽一步：粮食集体保管，食堂形式存在，用专人做饭，用秤按每家人数等级定量标准称出，允许带回家去吃，叫“口粮低标准，大搞瓜菜代”。我家这时有四个孩子连大人共五个农业人口，口粮低标准，生活何以维持，生产队多是些老弱病残，食堂无人挑水，刘祥芬便勇敢担起这个任务，挑水供用。约定不给钱，每次称饭多称一斤，即为工价支付。医院挑水每月二、三元钱，隔三岔五还可得点麦麸做的糠粑粑，她善于针线活，纵是破衣烂服都给孩子们补成厚衣服，老大老二便不怕冷，迎着寒风雪凝都愿意打野菜来糙饭充饥。当时实行统销统购，市场上绝对不准买卖粮食，只有黑市可以买。一斤黑市马料（米粒下等喂马的饲料包谷）至少六元钱，我的工资45.5元，除了留二、三元用外，可以买六七斤包谷来添补。为了填肚子，我们饥不择食：本生产队有株拐枣树，结的籽粒较多，队里将其卖出，定价14元，这个价完全是我工资的三分之一，人们不愿意或无力购买。我将其买下，摘得几十斤拐枣，刘祥芬将这些枣子熬成糖，连渣滓都加工成食品饼，糠粑粑野菜等搭配当饭吃，度过一段难关。有个吃核桃都违法的事，至今记忆犹新，当年我到一个大队去用两元钱买了两百个核桃回来，白天不敢公开吃，到晚上饿了，一家人敲几个充饥。有个叫路马药匙（可能是绰号）的人，是毛栗坡来双山搞中心的，他爱蹲在人家窗户下听壁脚，意思是看你家吃什么东西，怎么会有东西吃。获取信息后去报功请赏，有人把情况告诉我，我们就想出办法来对付他。一天晚上他来了，我们便如法炮制，刘祥芬连声不迭地骂狗，迅即将一盆冷水向其身边泼去，路连忙起来弓身狼狈而逃，当时的形势严峻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了。
从—称为三年生活困难时期，到61年食堂终于下放，不吃大锅饭了，人们终于可以安排自己的一日三餐。这时期管理体制也改变叫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白天集体劳动，由小组长督促，晚上共评工分，男女固定一个等级，例如男的10分，女的8分，各小队制定政策，女的无论工效怎样高，不能突破顶线；男的不论工效怎样低不能降越底分。我家只有一个劳动力，要养活五个人，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每次上面有救济粮来，就去申请参与评定得点供给，尽管数量少，也解燃眉之急。直到现在内心还是很感激生产队的基层领导和众社员的。
在这个时期，吃饭问题始终严重困扰着我们，后来我采取借贷的方法：就是打访学生家长谁是队长，就要学生代言给借一百斤包谷，来年归还；次年无力偿还，又让学生向另一个队借一百斤归还前一个队。如此循环借了几年，凑钱最后还清。后刘祥芬又在亲友处赊得一个仔猪，长大后产崽率较高，价钱也不菲，出售后也能买一些粮食补贴。
我们逐渐从饥饿线上解脱出未；但是小孩逐渐长大，一家八口，大的又要收亲，于是住房的问题又提上日程来了。到了一九六八年，刘祥芬在生产队劳动，分得50元钱红利，我给两家至亲借得一百元钱到沙厂街尾用一百三十五元买得一向木料结构的老房子，花八十三元运费找车拉来。在附近又买了些草檩和椽桷，在亲友的大力帮助下，用苞谷杆盖了一向草房，后来翻盖成水泥瓦房，真是：安得茅舍一大间，大庇全家老小尽欢颜。常言道鹪鹩一枝，狡兔三窟，我终于有个窝居的地方了，心中自是喜不自禁。老大、老二、老三都是在这向房子结的婚，以后才各自搬出另起新居。
一九七六年，粉碎了“四人帮”，次年春天即恢复了高考制度，采取密封试卷，公平竞争、择优录取原则，推荐政策自然寿终正寝，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作了充分准备到处收集各种资料，把符合条件参加考试的老三、老四关在楼上复习。老三复习高考内容，老四复习中考内容，临近考试，唯恐来年政策改变失去机会，于是临时把老三改为中考，当年两个都以优异成绩录取。年幺女考取毕师。81年老大早已分居，但还是刻苦自学获得大学本科文凭，我又尽量帮助他通过考试转正为正式教师，后来在双山中学任教导主任，年调大方县委党校任教。姜学武高中毕业后高考未考取，82年戴着农业户口身份去西藏参军。按国家政策，农业户口转业后绝对不能安排工作，我便把他和他母亲户口转成非农业人口。退伍后老五安排在县工商银行工作。后来幺女和老四不愿教书，我又费尽周折把他们改行。么女改行在团县委，工作几年后调县审计局，老四改行在纳雍县建设银行，老二这一时期是搞建筑，我要他顶替我，我提前退休，已经办好全部手续送到县教育局去了，后来他不愿教书，我又去教育局要回手续。
至此，我所有的子女，在无望中找到了希望，终于摆脱饥饿，谋得职业.奉献国家和人民，心中无限感激党和国家的好政策。
一九七六年，刘祥芬也“改行”了。她跑到百里以外的沙厂二姨夫家去学缝纫。这年她已经四十三岁，一无基础，二无文化，但凭看她刻苦学习的韧劲，又得名师的真传，经过短期培训，经于学成回来。先是招徒传艺，后是参加双山街上合作社。在社中，她的技艺算是一流的，这对解决家中生计是起到很大作用的。
一九八0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实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我们分得的土地虽不算好，但是我们勤耕细作，粮食也能丰收，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
一九九五年秋，为了刘祥芬治病方便，我们从双山搬到大方县城来住，由老五借他单位一套宿舍居住，直到现在。起初每年还收少许租金，由老五支付，大约在年以后就不收了，这家单位太厚道，我们有说不完的感激!
第二年我便去读县里办的老年大学，以度晚年。学校设在莲花塘，即现今的奢香公园。据说早年开有几种班，我去的时候，就只有书法班了。
书法班有三位老师授课，都是大方名书法家。不要小看县级书法家水平，毫不夸张地说，李正荣老师的草书篆书，臧学达老师的楷书、行书，尹开武老师的隶书都是出类拔萃的高手，我看就是那些经常在媒体上亮相的书法家都没有超出其上者。特别是臧学达老师的楷书和美术字堪称一绝，若与许多媒体报道出的单位招牌相比，那些美术字是大为逊色的。我去入学的时候，李老师已卸任，但三位书家早些年都各写有几本帖赠我，我将其作范本练习，受益非浅。
那些年代，好多有名的大企业，都爱举办书法竞赛，借以扩大自家影响，只要一有信来，大多时候我都会参赛，而且每赛必中。起初是奖励钱，奖金不菲，后来奖励竞赛作品汇编书，一幅书法作品可得40多页、左右首诗编的精装润格大典一本，到后来是中奖后出书要你给钱。给你一封信，信内有漂亮的言词恭维后，把书价定得高高的，美其名曰优惠，实则乘机捞钱。我知道其中奥妙，也就少写或不写但要作品信函还是不断寄来，我不堪其扰，遂作小诗一首写成书法作品回寄，现依稀记得是这样：
雪片飞来大信函，目难暇顾岁复年。
恭维无度情款款，盛赞有加意绵绵。
多数向余索赝品，少家委己任高官。
本人才浅学疏漏，缺宝赠君赚大钱。
从此以后，来信却是少了许多，但不会禁绝。直到现在也常有此类信函光顾，但一概束之高阁，集成作废纸卖掉，前些年有时也写，但不投稿，作自我练笔、消遣之用。从年至年写成维远自书诗稿五本，最多一本有页
最少一本有多页，都用复印机印刷保存家中。
进城后，学习写诗，不是在老年大学学得，而是75岁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激发兴趣，半路出家。那时大方诗词楹联协会办有一本扶风诗刊，我以本县有丰富的煤矿资源可以凭借其致富写了两首七绝投稿，主席采纳了但未登出，因为从这期止此杂志停刊，但却承认我是该协会会员。后来大方要出一本诗词方面的书，集全县诗家于一堂开座谈会，邀请我参加，定指标每人1至50首，我生编硬造写了50首去交。选登了几首：当然质量不很高，但却激发了我写诗的热情，我觉得这不失为一种锻炼身心的好方法，是以每天笔耕不辍，最多时一天曾经写过16首，到年底已写成多首。这一时期写的绝大多数是七绝，七律很少。从年以后所写，先写七律再写七绝，同一题材，写两个内容，这种秋色平分的方法从那年年初起到现在1:1的比例，绝对不会失衡。
从年到年都是天天坚持写，一天两首以上，绝无星期假日之暇，连大年三十也绝不缺少，到年感到“力微任重久神疲”了，于是改革一下，每周照国家公假放假两天，每周写五天，每天至少写两首，一周写10首以上，截止今日（年8月7日）已写首。以后还要继续写下去。直到脑不能思，手不能写为止。这些诗词质量并不高，但它是我病体缠身，心血凝结的产物，后人要学可以作格律诗词启蒙的参考，当然如果后代子孙都不成器，只能弃若敝屐当解手纸都不能用。
进城后我痛失贤妻刘祥芬。五十七载她和我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无怨无悔，他是我们家中的功臣：是她克服千难万险，在缺吃少穿，自己背煤打柴，又拖起两个小孩的情况下，坚定地支持我去读毕师，我才当上教师，始有今天；是她放弃吃商品粮的权利，甘当农民，背挑下苦去抢工分，养活一大帮儿女并协助我培养个个成材；是他熬更守夜，在满街灯火已经熄尽的时候，还在昏暗的媒油灯下飞针走线，洗衣补裳，使大人孩子能遮身蔽体……正当国家改革开放，迅速复兴，我们生活上已丰衣足食的时候，她却突然离开了人世，过对我是何等沉重的打击，我强忍悲痛，用四言诗形式写了千余字祭文悼念她。后来又填了一首自度曲，缅怀其功绩，代替祭文登在姜氏族谱上。这些声音能到达天国吗？但愿她在天之灵能得到慰藉。
进城二十余年，我收获一大堆病，有糖尿病，胆囊结石、腰椎间盘突出，前列腺增生、颈部瘤、痛风等症。其中折磨最深、困扰最大的是糖尿病，此病与其它病合忌，必须限饭量，忌美食，选菜类，卡水果，连酸菜豆汤、莲渣闹豆腐这些居家菜食都在禁忌之列，它是危害人类的某类杀手。这糖尿病，我曾经花了很多冤枉钱，吃过很多冤枉药，都一概无效，到头来还是终身吃对身体有害的西药了事。
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文化大革命误坏我一帮子女的前程，因为他们个个都聪明理智，勤奋好学。我的计划是个个都培养去读大学，让知识改变其命运，能如此每个人的前途又另当别论了。在我山重水复疑无路时,却出现转机，依靠国家政策得亲友和很多好心人的帮助，使所有子女都有一个工作，衣食无忧，各尽其能，为国家献力，为人民服务，心中也感到欣慰。
幼年在黑暗的旧社会，由于匪徒猖獗我深受其害，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光，使学业荒废；中年因工作繁忙，家庭拖累为生计奔波，心情安定不下来，没得认真读书；而今已是耄耋老人，在党的领导下，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富民强，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富裕，实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目标。我领着工薪衣食无忧，享受人生美景，每一天都是快乐的，但我仍然十分珍惜宝贵时间，决不蹉跎岁月，浪费光阴。每天几乎都象上下班一样度过：上下午第一节写诗练字，二三节观书看报，每节40分钟，中间休息15分钟，到门前小院走步路。一般起始步走便步，中间步连走带扩胸握拳伸指，末尾步抬腿走正步。使其张驰结合，疏通经络。争取把我留存的一些好书看完，以免留下遗憾，此生不愧天和地，路长途短挺自然。文章至此结束，附小诗一首，以示收官：
自传写完小诗自贺
历久忙乎小传完，如释重负卸双肩。
胸乏磨水毛锥慢，腹少诗书笔杆减。
四九写超双万字，七周书就六八篇。
耄寿勉能持搦管，似是劣文也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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