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一部诗歌总集,它包括了当时各个阶级、阶层以至不同性别、不同生活经历的作者的创作;在体裁上它包括抒情、叙事、讽谕、颂赞等各种文学样式,因此在艺术风格和艺术特点上是不一致的,在成就上也高下悬殊。如三《颂》中那些宣扬“天命”,向常列祖所唱的颂歌,不仅内容上是应该批判的槽粕,而且在艺术上也无可取,多是些千篇一律的抽象说教,读起来燥乏味,令人昏昏欲睡。
那些描写贵族作乐生活的诗篇,虽往往有某些形象描写,但充满了淫靡陈腐之音,使人感受不到什么美感。《诗经》中最值得重视的还属那些民歌,它们不仅直接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同时也表现了劳动人民高超的艺术创造力。当然,如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诗经》中也包括一部分当时的进步文人作品,它们在艺术上也有一定成就,但就整部《诗经来说,民歌占大部分,而且即使那些贵族文人作品的一些艺术成就,实际也与吸收了当时一些优秀民歌的创作方法、艺术手法有密切关系。
因此,我们谈《诗经》的艺术特色和艺术成就,自应以《诗经》中的那些优秀的民歌为主诗经》中的民歌作品,有带叙事性的长篇,也有抒情的短章,但无论哪类作品,它们首先共同具有的特色,就是具有强烈浓厚的生活气息,风格淳朴自然,无雕琢之痕,富有一种纯真的美。另外它创造了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特别是运用比、兴,来增强诗歌的形象性,加强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另外,在诗篇的组织结构、语言、韵律等方面,也具有新颖、灵活与和谐优美的特点。下面便就从这几方面分别地谈一谈。
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是与它所产生的时代和作者的思想感情不可分的。《诗经》中的民歌产生在我国二、三千年以前,它们的作者都是些生活在当时北方广大中原地区的、以从事农桑生产为主的普通劳动人民。他们生活条件艰苦,生活朴实,性格浑厚、坚强。他们有着朴实的生活,也有着朴实的愿望。
而《诗经》中的那些民歌作品,就正是他们的那种朴实生活和愿望的反映,是他们在各种遭遇下,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他们所歌所唱的,都是他们在生活中所真实感受到的,歌的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是他们心底的声音。
例如七月一诗,写的是一个饱经风霜和压迫之苦的年长奴隶,对他年复一年所过的生活的回忆,在痛苦的回忆中,他感到凄苦、哀伤和不平,于是他就用朴素的语言,诗歌的形式,把它随口唱了出来,语言和形式是淳朴的,也是非常真实感人的。伐植、硕鼠也是这样,这些劳动者想到自己终年艰苦的劳动,但劳动果实却被那些自命为“君子”、实际上是吸血鬼的人掠夺空,于是感到无比愤恨,一时怒火中烧,而随口唱出了他们的久积心头之恨,并产生出去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
至于那些行役之人的作品,思妇的作品,以及青年男女在爱情生活中产生的众多作品,从所产生的情况上说也无不是这样。行役之人久滞不归,他想到家里的田地荒废,年老的父母在饿肚子,因而感到撕肠裂腹的痛苦,于是呼叫苍天,放声长号;征夫的妻子,傍晚看到牛羊下坡,鸡儿归,因而流泪佇望,发出了心底的怨思;正在恋爱的青年,听到河边水鸟成双提对地鸣叫,于是满怀幽情地想念起所爱的人个无辜被弃的妇女,抚今思昔,恨夫悲己,不由得进发出“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的决绝之词,如此等等,无不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无不是触景生情,情由衷发,既来源于生活,又流出于心底。
正因为如此,也就很自然地形成了这些民歌作品的一个突出的艺术特点,即丝毫没有矫揉之态和雕琢之痕,而是浑朴自然,一片天籁。可以说,《诗经》的民歌在思想感情上、艺术风格上都有一种发自纯真之心的纯真之美。而这往往正是一般文人作家所难以达到的。
这种来源于社会现实生活,直接抒发对于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对现实生活作毫不粉饰地如实反映,也就是后世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或现实主义精神。而诗经民歌中的现实主义又是与劳动人民所固有生活条件、自然环境,以及他们的朴实感情和生活愿望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使这些诗歌往往具有特别浓厚的乡土气息和生活气息;某些在自然风光的陪衬下所作的抒情,具有牧歌式的情调。
这既是《诗经》民歌思想内容的特点,同时也是它们在艺术风格、色彩,以及诗歌艺术情调上的重大特色。《诗经》的表现手法,前人曾概括为赋、比、兴。据宋代学者朱熹在《诗集传》一书中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这个说法相当简单明确,用现代的话说,所谓赋,就是对事物进行直接的陈述描写;比是打比喻,对事物加以形象的比况,使它的特征更突出、更鲜明,或更能暴露其本质;兴,是起兴或发端,即先借用别的事物或所见的眼前之景起头儿,然后再引出所要歌咏的事赋、比、兴是古人研究《诗经》,对于《诗经表现手法的朴素的总结,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诗经》以至中国诗歌艺术手法的基本特点。
但我们今天利用这些传统概念时,也有两点需要说明,一、古代最早提出赋、比、兴这三个概念的是《周礼·春官·太师》和毛诗序,较早分别提出解释的是汉代经学家郑玄。兹后历代的学者又都对这三个概念作了阐释,其所作的阐释前后并不尽相同,特别是当他们具体解释每首诗的时候,更有许多分歧。
譬如对同一篇作品，有的说是赋，有的说是比，有的说是兴，还有所谓“赋而比”、“比而兴”、“赋而兴又比”等等说法,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拘泥于古人的说法,我们谈诗的艺术,虽然仍利用这三个传统概念,但有时是根据我们的某些理解,并不都沿袭古人的分析。二、古人基本上是用赋、比、兴这三个概念来概括《诗经》艺术的全部特征的,而我们今天看《诗经》的艺术成就和艺术特征,却不应只限于此,还应该更广泛地来加以研究,进行一些新探索和总结,即使利用这三个概念,也应抛弃古人某些近于穿凿附会的解释或说明,切实结合《诗经》某些诗篇的实际,做新的分析。赋、比、兴的试”,是最基本和常用的。
赋的手法多见于大雅》和颂诗,但《国风》和《小雅》的民歌中也不少用,长诗如《七月》、短诗如《静女》、《君子于役》、芣首等便都是单纯用赋法表现诗歌内容的例子(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之间有不同,但也不是互相排斥的,许多诗中常常兼用)。赋,做为一种表现手法,主要指直接写景抒情,铺写诗歌的内容。当然所谓直接叙写,也不是不要形象,而只是未借助比、兴而已。
在《诗经》民歌作品中,赋这一表现手法的运用也是多种多样的,如豳风七月一诗,可以看做是一首具有风俗画卷色彩的长诗,它按季节物候的变化描绘了古代农家生活,并以对比的手法反映了阶级社会的真实面貌,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既有深度又表现了很强的艺术概括力。《邶风·静女》一诗,则用戏剧性的场面和某些描写,来写人物和人物的心理、感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生动地写出了这对青年爱侣幽会时,姑娘的调皮逗人和男子的焦灼不安;“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用男子对对方所赠花草的赞美和爱,表现了男子的痴情。
《小雅》中的一些政治讽谕诗,《大雅》中的五篇著名史诗,也都是直陈的叙事诗或抒情诗,它们也都有许多形象生动的描写,而且感情笃厚,叙说有序,移步换形,极有章法。《小雅无羊是一首优美、生动的牧歌,描写牛羊的蕃盛情况,对牛羊的动态、牧人的形象都刻划得极为动人。第一章用“尔羊来思(兮),其角(群角聚集一起的样子)”尔牛来思(兮),其耳湿湿(耳动的样子)”来写牧群的羊牛之多,十分形象。第二章写牧场牛羊的情态和收者的形状,更是逼真如绘：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
尔牧来思(兮),何(荷)蓑何(荷)笠,或负其候。三十维物,尔牲则具。这里形容有的牛羊正在下山坡,有的在池旁饮水,有的卧地睡觉,有的还在动弹。牧人远远走来了,披着蓑衣和戴着斗笠,身上还背着干粮包。铺写牧场情景,历历如绘,宛然在目。至于《伯兮》、《君子于役写思妇的怨情和曲折心理《苯首》《十亩之间》写劳动的情景和将息的愉快;无衣》写爱国战士的激昂慷慨,都无不尽情达理,语语动人。其众多的范例,是举不胜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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