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乔文
全文共字
二伯父死了。医院里。
二伯父死于一场车祸，被一辆摩托车撞死的。被撞时我不在现场，知道时已是晚上。我从县城干活回到家时，是妻子告诉我的，我有些吃惊，忙问二伯父怎么样？妻子说，“去医院了，大家都说应该问题不大，医院还是要去的。”看妻子轻描淡写地说着，我的心也放下来了。
第二天上午，医院充满来苏水味的病房里见到了穿着病号服的二伯父，他躺在病床上，面色枯黄，双目紧闭，鼻子上戴着氧气管，一瓶盐水在慢条斯理地滴着。
对二伯父说话，他不理不睬，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因为他本来耳聋，病房里也不好大声询问，我转身来问堂哥，他说现在医生不好确定，也不能吃，只能等CT结果出来。我问不出什么结果，又等着干活去，我想安慰堂哥，可又拙于言辞，想了半天才想了一句“吉人自有天相，应该没事。”可又自相矛盾地说，“有问题告诉我们兄弟们。”堂哥叹了口气，“但愿没事吧。”
过了一天，见堂哥那里没有什么反应，再加上自己手上活有些忙，二伯父住院这事也就淡了。
第三天晚上，回家刚吃完饭正要洗碗。父亲过来对我说，“医院里打来电话，说你二大伯病情不太乐观，他那边一个人日夜服侍吃不消，要求你们堂弟兄帮忙，你明晚去轮一夜，其他弟兄明天通知一下再作安排。”
为了表示孝心和诚意，第二天我早早地吃了午饭，连下午的活都放下了。骑着“嘎嘎”医院。到了病房门口，见堂哥在病房里红着脸对一个中年庄稼汉子大光其火，堂嫂在一旁也一脸愠色。庄稼汉子身体前倾，双臂下垂，如同一位鞠躬如仪的太监，口中唯唯诺诺。
堂哥见了我，如同见了救星一般，连午饭也没问我吃没吃，就忙着交代我下面该做的事情，顺便告诉我这个庄稼汉子就是肇事者的父亲。肇事方在入院时交的三千块钱早就用光了，现在催他交钱就像挤牙膏，天天说出去借钱，逼急了才拿出三百两百应付下。说完，堂哥瞪了那人一眼，然后就和堂嫂管自己下楼吃饭去了。
二伯父这次比上次看起来严重多了，浑身杂乱无章地插满各种各样的管子，其中一根导尿管通向床下的集尿袋，里边集着黄黄的尿液，床下还杂乱地放着塑料盆、尿壶等用品。床边的氧气瓶面无表情地木桩似的竖着，床头柜上的心电监护仪屏幕上的数字不断地变化着。二伯父依然不能说话，只是望着我，轻轻地摇着头，两滴浑浊的眼珠从凹榻的眼窝流出。我心里一阵难过，视线移向别处。
庄稼汉子慢慢地走到跟前，望了望床上的二伯父，满面愁容地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说对不起。其实肇事方我认得，是本村人，我在他家还做过木匠活。他儿子也在旁边，一袋刚买来的血浆放在怀中焐着，医生说焐温了叫护士来输。他拿出来给我看，“这巴掌大要几百块，比老鳖贵多了。”我看了看，还真形象，是像只鳖。庄稼汉还在一旁喋喋不休地说着可怜话，我这人最怕人跌软，一跌软我就手足无措了。
另一张病床上，二伯父的一位病友对我说，“这位老人家说不出话来，我懂他的意思，他要回家。”我的任务主要是看着吊瓶里的药水，及时到护士站喊护士更换，以及尿袋满了更换尿袋。更多的时间，是沉默。
时间在安静中悄悄流逝着，除了偶尔有护士替别的病床更换吊瓶外，整个病房几乎没有声响。我望着大大小小的吊瓶发了一会儿呆。为了打发难熬的时间，我无聊地数起输液管里的水滴，一滴、二滴、三滴……一百滴。再从一开始数，这样周而复始地不知数了多少遍，数得眼皮睁不开直打瞌冲。忽然，二伯父全身抽搐起来，呼吸十分急促。我惊出一身汗，急忙去找医生。一位中年医生不急不徐地走来，用手掌在二伯父的胸口按压几下，压得他好像人要坐了起来。最后，二伯父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嘴巴里喷出一股带着泡沫的污血。我以为救了过来，没想心电监护仪绿波形成了一条直线，医生翻开眼睑看看瞳孔。对身边的护士说，“把设备都撤了吧。”
一条生命就在眼前消失了，我在惶惑中久久不能走出来。父亲、四伯父和老叔接到堂哥电话赶来了，场面一片死寂。四伯父呆坐在一旁默不作声，老叔老泪纵横悲痛不已，父亲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了现场总指挥。他一边叫堂嫂去街上买寿衣，一边叫堂哥去办出院手续，另外安排我去叫车。这个过程中，那位庄稼汉哭丧着脸，一直跪在床前，拉也不起来。
我一片惶惶然，木然地下了楼。医院院子外面有四五辆大面包停在那里，几个司机围着一张报纸打牌，听说要用车，几个司机扔下牌像抓罪犯似的把我围在中间，等我说明了情况，他们像说好似的又退回去了。后来我对一个年纪稍大面目和善的司机哀求的话说了一箩筐，他才总算答应了。前提是价格翻了三倍，另外买一条大糕和一挂鞭炮。
已是初冬。汽车出了县城，乡下一片萧杀。冬麦刚刚播下还没出土，除了一些滩头、田埂上的零星油菜苗外，其他几乎看不到一点绿意。上泊湖的水杉早已脱掉夏日如冠的盛装，古铜色的躯干在大道两边无言地肃立着。残阳泼墨似的倾泻下来，大地染成一片血色。车里气氛沉闷、压抑。我、堂哥、堂嫂、司机都默不作声，只有发动机不管不顾地发着轰鸣声。
二伯父的遗体经过简单的化妆，一套呢料寿衣把他包裹得严严实实。二伯父两目紧闭，面容安详，嘴角上似乎还挂着微笑，在车的颠簸下摇头晃脑，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丧事如期举行，看地的地理先生在门头上、窗头上贴上用黄裱纸画成的符后，再到墓地上用罗盘测出墓的朝向。一班泥水匠早等在那里，在地理先生的指示下造起墓来了。
按照习俗，堂屋中的中堂匾额用布遮挡起来。遗体被装入冰棺高高地架在堂屋的桌子上，冰棺前一盏用菜油做的长明灯闪着黄豆大的火苗，孤独而又傍徨地摇曳着。燃烧不完全的冥币缭绕起呛人的烟雾。
院子里搭起了一个很大的棚子，靠近堂屋门口用一块黑布挂起，上面“沉痛悼念”四个字算作横联，左右竖联分别写着“严颜己逝”、“风木与悲”。黑布中间有个白底黑字，是个大大的“奠”字，用一个圆圈包围着。“奠”字的面前放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二伯父的遗像，遗像是从身份证上扫描出来的，有些模糊。遗像的前面放着供品，供品前面又加了一张桌子，这是吹鼓手们工作的平台。平台的下方搁一个门板，上面铺着一条被子，是供人瞻仰磕头的地方。
父亲还是这次活动的主持者。他把我们几个堂兄弟都作了明确分工，谁负责裁剪白孝巾，谁负责接待，谁负责打饭端菜。我负责开水。
随着“呜——”的几声唢呐声，吹鼓手们开始调音。调音的吹鼓手们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皮鞋擦得一尘不染，鼓圆了腮帮子吹得摇头摆尾。曲子是小妹妹坐船头，后来有人纠正说是《纤夫的爱》。欢快明亮的旋律在白色的挽联和花圈中游荡，显得极不协调。
一曲终了，他们开始抽烟喝茶，一位年轻的吹鼓手倒掉杯中的残茶，从茶叶罐里抓出一大把茶叶塞到杯中。照片中的二伯父似乎吃惊地看着这奢侈的举动，随着“汩汩”的倒水声，一阵轻曼的白色气雾飘浮在空气中，蒙湿了照片中的眼睛。
所有前来凭吊的人都一脸肃穆，顶着白孝巾在唢呐声中庄重地对着照片磕了头，转身被请到桌上吃斋饭。斋饭很丰盛，还有酒。大家如戏谱中的变脸，快速换了另一个面孔。推杯换盏，把刚才装出来的悲痛全都淹没在欢声笑语中。
烧开水的任务看似轻松实则不然。我把三只蜂窝煤炉风门开到最大还是供不应求。客人要，吹鼓手要，和尚要，道士要，厨房要……特别是厨房，需求量巨大，几乎开一壶拿一壶。煤球都换不及。
午饭过后，厨房空一时段，开水有了富余。我便提着水壶到了东房，这是和尚念经的地方。香炉里的供香袅袅燃着，两只红蜡烛明晃晃地亮着，一堆纸盒子在桌上摞得有半个山墙高，上面画着花花绿绿的图案。
几位喝酒吃肉的假和尚已念完一段经。一个肥头大耳的和尚手里捏着一支香烟，一只脚立在地上，一只脚跷在板凳上，眉飞色舞地讲着荤段子，其他几个和尚或站或坐嘻嘻哈哈地听着。我问，“师傅开水要呗？”几个和尚说，“要呢，要呢。”他们把杯中的茶水倒掉，重新倒上开水放在手里暖手。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你们几位师傅，又喝酒又吃肉，还讲荤段子，哪像修心人。”一位年轻的和尚不以为然，说，“这你就不懂了，现在改革开放了，要与时俱进了，还是用老眼光看世界不行啦！”
那位讲荤段子的肥头和尚更是旁征博引，笑了笑说，“《济公传》你看了吗？济公喝酒吃肉，是个活佛，真正的大佛。”说完又笑了，喝了口茶，看看腕表，觉得时间差不多了，招呼其他几个和尚。随着锣鼓钹镲一阵子响，一群和尚对着那堆纸盒子又哼哼叽叽地唱颂了起来。
看地理的阴阳先生是本村人，姓管，大家都称管先生。管先生是个癞痢头，终年戴着帽子。他的学术广泛，尤其对《周易》很有研究。不仅看阴阳两地，还能合婚、择日、取名、看相，几乎承包了本村一切的婚丧嫁娶，业务范围做到相邻的四乡八镇。据他自己说，常有远道的客户慕名来请，用小汽车包接包送，甚至县里的一些科局干部也请他。还说得有名有姓，这些人物大家在广播里听过，在电视里看过。
管先生右手边放着一只小碗，碗里盛着小半碗墨汁，正聚精会神地在一张白纸上写字。我说，“管先生，开水来了。”管先生把老花镜从鼻梁上滑到鼻尖上，目光从眼镜的上方投了过来，说，“好的，好的，麻烦你冲到水瓶里。”说完用嘴朝水瓶方向努了努，推上老花镜继续写。
照着他的吩咐把开水冲进热水瓶里后，我又给他茶杯里续了水，然后直起身子看他写字。字的排列是竖的，并且从右到左，小楷字体，有内涵深邃的意思。我赞了句“管先生毛笔字着实漂亮”，他仿佛遇见了知音，搁上毛笔，摘下眼镜，身子也斜了过来说，“一般般，一般般。”谦虚里夹带着骄傲。接着又天南地北地喧了起来，他很健淡，谈《易经》，谈天干地支，谈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很深奥，很玄奥，也很哲学。
听不懂，但我还是做一个安静的倾听者。他突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说，“我本是一狂生，只是生不逢辰。如果早生一百年，进士不敢说，考取个举人该是妥妥的，秀才更不在话下。”他天生嗓子沙哑，说得很是吃力，脖子青筋暴突如同一条条蚯蚓在蠕动，如果初次接触还以为是感冒未愈的人在吵架。
他拿起茶杯用杯盖轻轻刮去浮沫，轻轻喝了一口，样子很有几分儒雅之风。又接着说，“迟生五十年，大学肯定考得上，我也不晓得现在的学生书咋怎么难读的，考个大学咋这么难的。”我说，“我们村还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大学生呢。”他说，“你猜猜，为甚村里不出大学生？”我不解地说，“不知道。”他神秘一笑，“我们村是出不了大学生的，我早就把村庄的地形看过了，你看村庄像什么？”我实在想不起来村庄还能像什么，说，“不知道。”他左手端着茶杯，右手笔直地划了一下说，“像扁担！哪有文曲星挑扁担的。你再想想，是不是每年冬修我们村挑土方全乡第一。”
唢呐声、锣鼓声充斥着院子的角角落落。人们在这噪音的缝隙里谈论着各种话题，当然最多的还是麻将。有人说麻将文化博大精深，经过城乡人民的发扬广大，已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句话，我十分认同。
这不是，在前屋的一个房间里，几个女人在用金箔纸折元宝，其中一个中年女人头烫得像洗碗球，她是二伯父的干女儿，城里人，她正边折边给大家讲麻将经。环境的错位与角色的转变居然如此容易，刚才还在灵堂上声泪俱下有腔有韵的悲苦之情在这里瞬间消失殆尽，举手投足间露出养尊处优的富贵气息，不知什么牌子的香水带来一屋子香。她正说着昨天的一场麻将，“下家打张五万，上家一碰，我自摸一张二饼大绝，清一色一条龙，一牌就扳本了。”她绘声绘色地说着，并用手配合做出动作，白胖的手指上两枚戒指分别灼灼地放着金灿灿、绿油油的光芒，旁边几位乡下的女人眼里都飘出惊艳艳的光。
冬阳西斜下来，照在东边的披厦上让人觉得暖暖的。披厦是二伯父生前亲自搭的，里面的劈柴码得整整齐齐，宛如一列待阅的士兵。劈柴的另一侧规范地放着铁锹、笤帚、草叉、推耙等农具，暗示着主人对生活的态度。还有两条肉红色的扁担，看着扁担，想着管先生的话，想着呈线条状的村子，积在我心头多年的阴霾消散了——上不了大学不是我不努力，是我生在这个村子里的缘故，是地理环境注定了我难逃挑扁担的宿命。这样想着，我顿时释怀了，心里的天成了朗朗的天。
见我在披厦下晒阳，堂哥就来叫我有事。堂哥顶着白孝巾，腰间系着草绳，脚穿白孝鞋。虽然经历一场变故，可多肉的脸却一点没瘦，说话依然中气十足。他说厨房的下水阴沟由于厨房用水太大，造成流水不畅，要我拿锹撩一下。撩完沟，到河边去洗锹上的污泥，看着这个用桑木做成的锹把，经过时间的打磨和汗水的浸泡已成肉红色，用起来很自如。这把锹在平时是借不来用的。
二伯父生前是位木匠，做出的农具自然了得。他选料讲究，还会根据农具的使用特点和木料的形状加以巧妙地利用，做出的农具既美观又实用，一般稼穑人家的粗陋农具根本没法比。当然，二伯父的这些手艺得益我爷爷。
我们家的木匠手艺是祖传，相传我爷爷的手艺就十分了得，在十里八乡很有名气。非但木匠手艺出名，抽大烟也很出名。正因为手艺好，还没到东家做活，就能先把工钱预支出来抽大烟了。往往工钱不够抽，就变卖家里东西，先是卖鸡卖鸭，再卖猪卖牛，最后卖田卖房子，硬是把一个殷实之家抽得瓦无一片，地无一垄。好在二伯父传承了爷爷的衣钵而没有继承爷爷的秉性，他勤俭治家，节俭得几乎吝啬。先是帮人家修船，后来木船被水泥船和钢铁船代替，就替人造房子，打家具。凭着一把斧头砍出一片天地，还在农村集体制时就造了人人羡慕的四间砖瓦结构的房子。
八十年代包产到户了，二伯父精神头更足了。他是村里每天第一个迎接黎明和朝阳的人。在责任地里东瞅瞅，西看看，有事没事踩一遭。夏天踩着露珠走，冬天踩着冰霜走，硬是踩出了一条小康之路（家里造了前屋，关了院墙，还添置了一台崭新的手扶拖拉机）。回屋时见全家还在苏州打着席子（睡觉），这时候他会条件反射地在院子里打咳嗽，咳嗽声带着暗示，暗示中透着威严。要不就是笤帚“沙沙”扫地的声音，满院子“叮叮当当”坛坛罐罐挪动碰撞的声音。
过一会儿，会传来开门声，先是二伯母边走边系纽扣，嘴里嘀嘀咕咕地骂“躺不着尸叫人也不要睡”，然后去灶上掏炉灰，做早饭。接着是堂嫂出来打着旋风喂鸡喂鸭，再就是堂哥打着哈欠懒洋洋地蹲在井边洗脸刷牙。最后是几个侄子侄女极不情愿从床上坐起来，揉着眼睛，抠着眼屎，悄声骂着半夜鸡叫的周扒皮。
随着时间的推移，二伯父渐渐大权旁落。虽然户口簿上“户主”一栏还是赫然地写着他的名子，可实际的财政权已被堂哥控制，这使他很是落寞了一阵子。
落寞归落寞，退休不褪色的精神还是放着金灿灿的光。他还是一如往常地奔走在田间地头，密切观察着庄稼的生长状况。和庄邻的庄稼相比较，查缺点，找差距。然后回家利用吃饭的时间，既像上级对下级作报告又像下级对上级作汇报，提醒堂哥哪块地需要上水，哪块地需要施肥，哪块地需要锄草打药。
堂哥是翻身的农奴把歌唱，再也不在二伯父面前低眉顺眼言听计从了。他们是一对父子，更像一对冤家。常常是一个要朝东，一个要朝西，为一个决定争得脸红耳赤，往往是二伯父以失败收场。气得二伯父直跺脚，说，“下辈子我喊你老子。”
堂哥的胜利是因为他得到了家庭里绝大多数成员的支持。自当家以来，每天早上带头睡，日上三竿才起来。添置了（二伯父认为一不能吃二不能喝还费电的）电视机和录音机，精神生活提高了几个档次。还三天两头地买鱼打肉，物质生活一下子从糠箩里跳到米箩里，幸福感瞬间满满的。
农历已快要五月了，冬麦由青泛黄了。别家各自把闲置了一冬一春的晒场里的青草铲尽，用碌碡把晒场碾压出一层细面似的尘土。放眼望去，苍苍茫茫，一片灰黄，只等雨后天晴时再把晒场碾压平实，就能开镰收麦了。只有二伯父家晒场还郁郁葱葱得夹在中间，就像茫茫大漠上的一方绿洲。
他心中焦急，吃了早饭一个人在晒场上铲着青草。草根错综交织在一起，像铲在破布条上一样绵韧，每一锹都要用十二分力气和十二分的仇恨。随着草根断裂的“喀嚓”声，一锹锹被铲翻的青草像波浪一样在身后铺陈开来，散发着新鲜泥土的腥味。他一边铲，一边不时地朝家的方向张望，巴望着家里来人帮忙。心里在盘算上是谁能来，儿子，被自己否定了，儿子虽当了家，庄稼田里的事情总提不上兴趣，一门心思都放在麻将桌上。孙子和孙女，又被否定了，虽说他们已有十几二十岁了，自从自己不当家了，他们开始公开与他顶嘴，再也不把他的话当话听了。
太阳直直地照了下来，额头上的汗水沿着高低不平的脸庞迤逦而下，汗水早已把身上浆洗得有些发白的褂子染成了黛色。环顾左右，除了自己的影子忠心耿耿地随着他外，四周一片寂静。抬头看看天，云朵像棉花一样，东一堆西一堆飘在空中。白云下面铺盖着一望无际的金色麦田，奔腾的麦浪夹着热浪向他涌来，把一阵阵的麦香送到嘴巴里、鼻孔里，他使劲嗅了嗅。他和所有的农民一样，没有田园牧歌的诗情画意，只有沉甸甸的麦粒带来的丰收的喜悦，而现在的喜悦又被憋屈孤独包围着。
憋屈让他忿忿然。是啊，一大家子人又不是我一个人要吃饭，何必做着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他下定决心地收起锹，蹽开大步向家走。
在一棵冠如华盖的泡桐树下，堂哥正和几个老头老太支起一张桌子打麻将，旁边还有几个望闲场的。麻将嘈杂声像锥子一样戳着二伯父的双耳，他厌恶地摇摇头，目不斜视且步伐坚定。
走到家里也不消停。西房间电视里正播放着《马大帅》，赵本山滑稽的表演引得孙子孙女们发出阵阵笑声。东房间里儿媳妇在做着针线活，录音机放着扬剧《王瞎子算命》。望着家里一片歌舞升平，他恨不得马上把电闸拉了。
二大伯走进厨房倒了碗开水，坐在板凳上一边喝一边生着闷气。那个名叫“小胖”的小狗不合时宜地凑了过来，卖萌弄呆地在他面前仰着头摇着短短的尾巴。随着“呔”的一声，小狗被一脚踢翻，嗷嗷叫着，睁着一双恐惧的眼睛逃了，还不时回头张望。他站了起来，在厨房里转了几个圈，心里恨恨地骂道，“这个家要败一起败！”从碗柜里拿出一碗早上剩下的白米饭，灶膛里生了火，锅里倒入菜油和米饭一起炒。咬咬牙，又从抽屉里拿了两个鸡蛋打进去。蛋炒饭的香味飘满了厨房。
烦闷的心情并没有随着这顿“败家”的蛋炒饭消化掉，瘦削的脸上仍是忧国忧民的神情，思想进入游移不定的状态。透过几株成荫的白杨树，遥望着自家责任田，金黄色的麦子在阳光的照射下有些眩目。闭上眼睛总是有一支支金黄的麦穗在眼前悬绕，听见一根根麦芒绽开的声音，听见一颗颗饱满的麦粒簌簌落在地里的声音，他的心里就像被麦芒扎似的疼。王瞎子低沉的胡琴声又像是催他孤军奋战的悲壮号角，他又本能地抓起了铁锹，在“前世欠他们”的叹息中向晒场上走去……
一阵激烈的锣鼓声把我从回想中拉了出来。等锣鼓声息了，一位大概是头儿的吹鼓手手持话筒大声说，“请逝者的儿子、女儿、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孙子、孙女，侄孙、侄孙女……以及所有的亲朋好友注意。”嘴巴像机关枪一样一下子梭出了很多人。又望望大家接着说，“下面逝者要过桥了，请大家护送。”
另有两个吹鼓手早已搬出一长条凳，中间立着一块砖头，用一条约和条凳一般宽的白布条，从条凳的一端经过中间的砖块再到达条凳的另一端，两端拉紧作一座拱桥模样。被点到名的人都跪在“拱桥”的周围，“拱桥”的下面醒目地放着一只盆。那个吹鼓手头儿右手摇着一只摇铃，左手拿一只小黄旗，小黄旗代表逝者的灵魂，口中咿咿呀呀地唱着。
小黄旗在“拱桥”上缓缓拖行着，似乎走得很艰难。拖行到“拱桥”顶，突然不动了，口中也不唱了。怎么啦？遇到拦路的不让过。怎么办？要买路钱呗。摇铃人笑着用摇铃指指下面的盆。大家都知道是一场如同“过家家”的游戏，但还是真金白银往盆里扔，不过能讨价还价，五元、十元的居多。吹鼓手头儿见盆里钱差不多了，笑盈盈地唱了起来，摇铃更清脆悦耳了。这次很顺利，畅通无阻，很快从桥顶到达桥下。大家都很感慨，买路钱还真顶用。
这边刚刚结束，和尚那边也按捺不住了。肥头和尚招呼大家到东房间去，说什么逝者有罪，要所有的小辈们去解结。解结简单，几乎不用走什么程序。肥头和尚弥勒佛似的端坐在椅子上，手里拿一根白纱线，线上打一活结。跪着的小辈们把活结的线头抽下来，就是替死者解罪了。不过这罪不是白解的，是要花上五元或十元的。
解完结，还要在和尚事先摸底好的名单里找到自己的名字，在名字下面划上一个“十”字。和尚恪尽职守，根据名单查漏补缺。有哪些人还没替逝者解罪，一定要追踪到位，对逝者负责的敬业精神实在令人敬佩。“弥勒佛”望着盆中花花绿绿的票子如沸腾的豆浆锅越涨越高，后面的人还在排着队等，脸上的笑容像灌了蜜，比弥勒佛的笑容还要可爱。
我身上仅有的二十块钱被和尚与吹鼓手洗劫一空。又去烧了几壶水，呆坐在炉旁。看着堂哥像木偶似的被一个吹鼓手牵来牵去，后面跟着堂嫂、堂姐、堂姐夫还有他们的儿子、儿媳妇、女儿、女婿、孙子等。他们排成一条长长的队伍，宛如一条白色的溪流，在五彩缤纷的人群中蜿蜒地流动着，向每一桌吃斋饭的客人叩谢。吹鼓手是堂哥叩谢的代言人。代言人那种快速且含糊不清的语气加上冗长的叩谢辞让人听得糊里糊涂，不知所云。
东庄的王老伯和西庄的陆三伯也来了，来与昔日的老伙计作最后的告别。曾经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利益他们之间闹过、骂过、斗过，现在看来都是过眼云烟。王老伯手扶拐杖望着二伯父的遗像，口中喃喃说着他们过去，说到开心处会笑起来，说到不开心处会骂起来。把过去的恩恩怨怨全从口中抛出来，摔在地上，再踩几脚，把它踩个粉碎再也不能拾掇起来，让它彻底消解在大地里。
照片中的人一言不发，表情模糊，只是做个沉默的听众。“兄弟呀，你在世争来争去，现在还有什么是你的，明天就成了一摊灰了。”说到伤心处还落了泪，花白的山羊胡挂着口涎在风中孤独地颤抖，散开带子的三片瓦雷锋帽像鸟儿的一对翅膀似的扑棱着。
陆三伯在一旁也悲切切地说，“二太爷哎，忙来忙去为了啥？你一生为人家割了无数的棺材，最后自己连一块棺材板都捞不着，亏呀！”棺材对农村老人来说是最美好的字眼。一副棺材、一身全尸是他们最好的愿望，是他们人生最好的归宿。陆三伯这些悲凉的话从豁了牙的口中说出来其实是给他儿子听的。一脸匪气的儿子就在旁边，刚刚约好一场三缺一。现在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只冷苹果，像咬仇人似的啃着。
人的记忆都是碎片化的，只能记住某件事或某个片断，就连自身人生经历都不能完整地记录下来。我只知道二伯父耳聋了，在哪月哪年甚至哪个年代都不清楚。但耳聋很严重。譬如，如果你向他借根扁担，他会昂起耳朵很吃力地听，嘴巴里还叫你声音说大点，但听了半天还是听不清。听不清没关系，你可以拿了就走。这时他通常会说，“呔，到现在连根扁担也置不起。”语气是既鄙视又无奈，但是下次你在同样地方再也找不出这根扁担。
耳聋了就意味着年纪大了，年纪大了意味着木匠活做不动了，但余威不减，尤其是割棺材。如某家老了人，做子弟的会第一个请他，由他再找几个徒弟组成一个临时班组，他自然就是组长。割棺材的好处是工资双倍，并且不作兴赊账。但必须一天完成，也类似于包工。我也参加过几次。
组长现场分工，谁做盖子，谁做帮子，谁做底子，大家根据安排行动起来。这时组长就会泡上一壶茶，燃一支烟，眯着双眼巡睃手下。偶尔也会在这里指点一下，在那里纠正一下，俨然也是一位项目总工。
组长的活是在棺材大致成型的时候才开始，活很轻松，但那是点晴之笔。在干活之前必须喝一壶茶，吸一支烟，这是他工作的前奏。然后系上围裙，戴上老花镜，把棺材的头面板平卧在高凳上，自己则坐在矮凳上，先在面板上找出中心点，沿着中心点开始工作，慢慢向四周辐射。只见他右手持锤，左手执铲。锤音铿锵，木屑飞舞，一双粗糙的老手如绣娘纤指般灵巧。在没有勾勒的情况下，一个龙飞凤舞的“寿”字呈现在面板上，既丰满又立体。又在四周环绕着线条柔和的如意图案，该描红的描红，该涂金的涂金。一副盛死人的棺材硬是被他整出一个精美的艺术品，以至一些看闲场的老头老太们很羡慕，巴结地说，“二太爷，我下次也找你。”组长笑而应允，人们发现他耳朵不聋了。
最先发现二伯父耳朵不聋是村民小组长。一次组长挨家通知各农户，说是粮站卖粮的欠条到信用社可以兑付现金了。可能通知的农户多了，把二伯父的耳聋忘了，用大小适中的声调说着此事。他居然一字不漏全能听清，点头说“等儿子回来就叫他去”。组长忽然想起平时扯着嗓子他都听不见，感到奇怪，便试探要借自行车一用。他耳朵马上失聪，扬起耳朵做出努力的聆听状，口中说着，“你说什么，我听不清。”这才发现二伯父的耳聋是看情绪的，“耳聋”是对本身利益的一种本能保护。
九十年代，农村人除了农忙，大部分人在空闲的时候无事可做，打麻将成了消磨时光的唯一娱乐活动。男的打，女的打，老的打，小学生中午放学回家也能替大人垫上几牌，好让大人做午饭。也常常是四个人打牌八个人望闲场。
二大伯家就有三个喜欢麻将的，二伯母，堂哥，堂嫂。只要家中有人参与牌局，他那双“失聪”的耳朵就会变得异常灵敏。赢了，家里风平浪静；输了，家里凳子、椅子会莫名其妙地东倒西歪（锅碗盘碟这些易碎品会很小心地保护下来），让人连脚都迈不进。
二伯母有时会针锋相对地斗争，对他大吵大骂一顿，气势如虹地压他一头。这时的二伯父会一声不吭，但他会用东西替他说话。他在井边上把打水的铁皮铅桶翻来覆去当球踢。可怜的水桶在他脚下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啕。“哐啷、哐啷”撞击声像敲锣一样激荡在整个村子的上空，没完没了，经久不息。
如果说二伯母发的是阳火，那么二伯父发的就是阴火。阳火可以烈火熊熊，焮天铄地，但燃料会迅速燃烧殆尽；阴火则是半遮半掩，漫不经心，只留一个小洞，却会绵延不绝地放出一股白不白、黄不黄的浓烟，往你眼睛里钻，往你鼻孔里送，让你流泪，让你喷嚏，甚至让你窒息。
时间一长，阳火斗不过阴火。也是为了家庭的安定和谐，当然这种和谐有一定的欺骗性。二伯母、堂哥、堂嫂三人同盟，就是每次打牌回来只说赢不说输，至少不赢不输。从此，凳子、椅子安全了，铁皮水桶解脱了，再也听不到“哐啷、哐啷”的呼救声了。
为了表示对逝者的悲痛和不舍，也为了表示仪式的隆重。在管先生的提议下，送葬的队伍（老幼除外）一律手执花圈先步行一公里再上车。我夹在队伍中再一次看着村里的道路，觉得这条扁担还是有点弯，甚至有点成“Z”字形。送葬队伍缓慢地行走在这条“扁担”上，像一只白色的巨蟒在迤逦而行。一路上哀乐阵阵，魂幡飘飘，纸钱洒落一路。看着这有些壮观的场面，竟然想起堂哥常对二伯父说的一句话，“哼，老和尚死了小和尚还不念经呢。现在老和尚死了，小和尚不仅念经了，而且这经念得很有排场。”除了当地的规矩礼节、风俗习惯做得面面俱到，还从扬州请来了洋乐队。
洋乐队人模人样地戴着大檐帽，穿着黄制服，肩上到胸脯下还有黄灿灿的穗穗儿连着，和电视里看到的差不多。乐器有大鼓、小号、中号、长号。洋乐队走在最前面，小号嘹亮凄婉，长号雄浑厚重，鼓声铿锵悲壮。堂哥捧着二伯父的遗像亦步亦趋地跟着乐队，后面的灵车缓缓跟随。路边夹着许多看热闹的人，他们议论纷纷。有人说，看看这排场，二太爷走得风光。有人说，他儿子是孝子，舍得为老子花钱。还有人说，二太爷是个老还债的，死了也没有要儿子花一分钱，都是人家打当（负担）的……不同的人说着不同的声音。我无心听这些无聊的声音，只是想着再过一两个小时后，二伯父的遗体会被面无表情的殡仪馆工作人员当作一段劈柴投入熊熊炉火之中。随着一股焦糊味，化成灰烬。
我的心中涌起一阵悲痛。在这条长长的“扁担”上再也看不到你精神矍铄地来回穿行了；在田间地头，再也看不见你辛苦劳作的身影了；在制作场地上，再也看不到你大匠运斤的风采了……
永别了，这个让人亲不起来又恨不起来的二伯父。
#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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