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船长！
自从西汉确立了儒家学说为官方意识形态以后，各种形式的家获得正当性，成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单元，并且家国同构机制把一个个分散的家整合为大一统的国家，儒学宇宙学提供了整合社会各层次的政治和组织原则。
但在上一周我们讲到，东汉末期，无论是长期的天灾，还是极端残酷的大动乱，人口大量死亡，中原空虚，戎狄胡人南下，无不对宇宙论儒学提出严峻挑战。当宇宙论儒学变为不可欲，势必要严重冲击家国同构体。
皇帝以儒家天道有为来治理天下，但上天一再示警；士人效忠皇帝积极参政，但现实政治极端严酷黑暗，士人对政治现实极度失望，转而相信道家的天道无为。这时，士人也可以不再以为帝国君王服务来作为生活的重心了。
也正是在东汉末至魏晋时期空前的意义危机中，魏晋玄学兴起。本文将通过魏晋玄学和宇宙论儒学的比较分析，揭示支配其发生的“道德价值逆反”机制。而该机制只有在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中国文明才会出现。
家国同构机制受到干扰及魏晋玄学
文/金观涛、刘青峰
东汉解体后是三国，三国归晋时间也不太长，八王之乱后整个北部中国一片混乱。需要指出，即使是在最混乱血腥的时期，虽然大动乱使一个个家不能整合成大一统的帝国了，但社会基层的家庭和家族并没有破坏，在家庭和家族内部，仍然保留着儒学的核心价值——家庭伦理。
只要社会没有完全解体，中国文化来自超越视野规定以道德为终极关怀没有改变，则家作为儒家伦理的载体和社会基本单位，是不会被消灭的，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仍是各种形式的家。也就是说，宇宙论儒学因道德不可欲而破灭，并不会否定儒家伦理，儒家伦理依然是社会组织的原则。只不过随着大一统帝国的解体，出现了大一统官僚机构的退化以及家的组织形态变化。
九品官人法和门阀政治
两汉家国同构体的轴心是皇帝。皇帝通过官僚机构和中间层整合一个个家，官僚机构由相信宇宙论儒学的道德精英组成。在该整合机制中，选择道德精英是核心环节。两汉的选官制度是皇帝通过中央和地方政府，考察推举德才兼备的人，即察举孝子廉吏；另一条是那些学习儒学经典的士子通过考核当官。这两种办法的实施，要求有一个强大的王权以及儒生相信宇宙论儒学。当王权衰落、宇宙论儒学解体时，该机制便会失灵。
在东汉后期，外戚、宦官弄权，党锢之祸，宦官大肆镇压士大夫，或杀或刑或流放，受害士人动辄数百乃至上千，表明这一机制已出现问题。三国时，战乱造成人口大量流失，社会动荡不已，无法再定期考核。在这种情况下，曹操儿子魏文帝曹丕的吏部尚书陈群，提出了改造察举制的“九品官人法”。这一制度也称九品中正制。近期研究表明，当时不怎么提“九品中正制”，而是说“九品官人法”。
什么是九品官人？就是中央任命一些“贤有见识”的人充任中正官，派他们分赴各地，按家世、才干、道德，对每一个充任官员的备选者进行质量评级，共分为九品。在这种中正制选官实施过程中，从一开始的重家世，后来发展到完全按家世门第来评定士人的品级。为了防止庶族假冒士族，世家大族编写谱牒(家谱)，谱牒学成为一门学问。这种选官制度加强了门阀世袭化，削弱了中央权威，其后果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寒门永远当不了大官。选拔制度失去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向贵族政治退化。
两汉时期的推举制与考试结合的选拔道德精英为官的制度，一方面可以保证官僚的流动性，另一方面也有遏制豪门大族膨胀和地方势力割据的功能。但现实政治中，由于地方势力和大族往往与弄权的外戚、宦官勾结，汉代不成熟的选官制度逐渐沦为结党营私的工具。
到东汉末魏晋时，皇帝控制官僚机构的治理能力已经大大退化，皇权必须联合士族才能维持统治，造成了士族、大家势力膨胀和门阀化。随着门阀世族对各级政权的操控，士族与寒门之间基本隔绝不通婚，家和家之间的不平等亦越来越严重。正如西晋左思《咏史诗》中所言：“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类似于西方中世纪的贵族政治。
按照儒家伦理，除了皇帝家族外，原则上各个家是平等的，各个家的私有财产是正当的，因此汉代以家庭为本位的私有制地主经济相当发达，造就了汉代城市和商品经济的繁荣，远程交易四通八达。东汉末以后，动乱持续，随着国家调节力量衰弱，小家庭、家族纷纷依附有钱有势的豪门大族，士族占有越来越多的雇佣劳动力，致使政府失去主要税源，私有制的地主经济迅速退化，形成了类似于西方庄园制的士族大土地所有制。
在讲到魏晋以后出现的这些政治、经济的变化，讲门阀政治也好，讲大土地依附经济也好，我都会加一个“类似于”的修饰词，因为那时并没有形成欧洲中世纪那样的贵族制和庄园经济。虽然，从东汉末三国到两晋南北朝前期，国家调节力量的渐失，选拔道德精英组成统一官僚机构机制的失效，政治上形成大家族垄断权力的门阀制度和经济上人身依附不断强化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这一切造成家国同构的大一统帝国的瓦解，出现了数百年的长期分裂的局面，但是，必须看到所有这些变化统统缺乏意识形态的正当性。
这一时期大小君王颁布的上谕大都是以儒家政治伦理为正统，儒家意识形态仍是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基础，家还是儒学的道德伦理载体和社会基本单位。由于门阀政治和士族大土地所有制并没有意识形态的最终正当性，因此，到南北朝中后期士族制度就开始衰落了。
儒学的家学化和“玄礼双修”
东汉末期思想文化开始出现两种互相对立的倾向。一方面，士人崇尚道家的无为价值，追逐名士风度，对探索天人合一的玄理怀有极大兴趣，士人的精神和行为也获得大解放，有力地冲击着代表儒家伦理三纲核心价值的名教。另一方面，儒家伦理仍然是社会政治制度的正当性来源，家是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为了维系家、特别是大家族的正当性，社会生活中愈来愈重视礼教和血统。在这两种互相对立倾向的作用下，士人追求不同于儒家道德的价值，促使玄学在另一个层面兴起，同时出现了儒学的家学化。
先讲儒学的家学化。在两汉，宇宙论儒学是官学，五经的注释是围绕着论证汉帝国政治和社会的各项功能，今文经学兴旺。东汉中后期，官方今文经学衰落，重字辞考证的古文经学兴起，成为儒学的家学化的前奏。儒学的家学化发生在家国同构的机制全面障碍、中国陷入了长期分裂的时期。由于儒家家庭伦理是社会正当性基础，因此，越是分裂动乱，大家族更加需要维护和强化儒家的家庭伦理核心价值。
比如，商鞅所订“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的生分法令在曹魏时才正式废止，就与儒学的家学化直接相关。曹魏以后，用重家世的九品官人法选官，此后以儒家标准选拔道德精英的选官制度越失效，选官和社会组织就越依靠儒家伦理家庭的亲疏等级。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孝经》上升成为显学，在重视血缘和门第的社会风气下，编纂家训、家规蔚然成风。
史上有名的《颜氏家训》，就是北齐颜之推编写的。《颜氏家训》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教育后辈如何修身、治家、处世、为学，同时还有宣传佛家思想的《归心》篇，是典型的南北朝文献。这一时期，儒家作为家学，也从父子相传演变为门第教育。
除了编写家训、女诫之类外，编族谱、家谱是官方和民间均极为重视的事情。政府设立谱局、谱库，由郎、令史等谱官掌管，各州郡的中正主簿、功曹负责保存簿状。民间编撰的家谱须到政府备案，与政府谱局存档簿状对照无误，才获认可。在社会生活中，士族与寒族之间界线分明，互不通婚。官和民之所以都重视门第、血缘关系，注重编修家谱、族谱，是因为当时无论选官还是通婚，家谱都是最重要的依据，更重要的是为了防止非士族出身的人造假家谱、冒充士族。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民间传说，就发生在东晋时期。
与儒学的家学化、大家族讲门第、重家规同步的是玄风大振。你们看看那些三国魏晋名士，例如嵇康和阮籍是竹林七贤的两位精神领袖，他们极度重视个体精神的自由，以放浪形骸、鄙视礼教、行为特异为风度，以鄙视君臣关系、任性旷达而闻名于世；同时，他们又是孝子，教育子侄礼教尚峻。
嵇康临终写《家诫》，教育子孙奉行儒家伦理。阮籍母亲亡故时，别看他照样下围棋、喝酒吃肉，似乎不拘孝子之礼，但酒肉之后他长号吐血，也以孝子闻名。魏晋名士在家当家长、当孝子，并没有妨碍他们的精神自由，他们随时可以从家中抽身出来，向往山林，向往自然。在儒学家学化的同时，出现了士人的精神大解放。
儒学的家学化，意味着儒家道德意识形态退到以家为中心，而玄风大振表明一种引领思潮的新道德价值进入宇宙论儒学瓦解让出的思想空间。上述一退一进下所产生的家学化的儒学和以道家价值为新道德的玄学，正是魏晋士人同时具有的这两个看似分裂的精神层面。儒学仍然是社会、政治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在玄风披靡下士大夫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表达。
我想借用唐长孺先生提出的“玄礼双修”，来概括魏晋士人的思想与精神面貎。玄礼双修是什么意思？“玄”是指魏晋玄学，表现为深究玄理和名士风度；礼是礼教，即儒家伦理规范。这两者并行不悖，所以叫玄礼双修。
为什么玄和礼可以并行不悖？关键是它们属于不同层面。简单地说，必须保留并强化儒学家庭伦理，这是社会组织和政治的需要，另外，宇宙论儒学的不可欲所导致的道德价值逆反，创造出以无为为核心的新道德，这就是玄学。玄学是在另一个更高的层次，也即玄理和精神层面上展开探索，并不与现实生活中的儒家伦理相冲突。
什么是“道德价值的逆反”？这是我们在《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一书中提出的一个特有概念，它指这样一种思想文化现象：在中国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这样文化里，当原有道德目标做不到的时候，那么人们就会以与原有道德规范的反面或否定来作为新道德，作为新的人生意义。
中国思想史上发生过两次道德价值逆反思潮，一次在东汉末三国魏晋时期，产生魏晋玄学。另外一次在近代年以后，西方冲击来临，产生以追求平等价值为终极关怀的革命乌托邦。中外学术界对魏晋玄学和中国文化的大转向，已有诸多深入研究，而我们则是从玄学是对儒学官方意识形态的道德价值逆反，及其接引外来文明的功能来分析这一问题。这一现象在其他文明类型的传统社会中相当罕见。
道家的支解：修身指向否定儒学的价值
两汉宇宙论儒学意识形态有一个基本观念，天人之间密切相关，宇宙正常秩序对应着世间道德秩序；天以顺景或灾异来不断显示它的意志，作出对君王是否遵行儒家道德秩序的评价，积极有为地干预着人间世事。
东汉末期，政治非常黑暗、衰败，特大天灾异象一再发生，强势干预着人世间的道德秩序，不断警告皇帝失德。但是，当人们发现，无论君臣怎样做、做任何事也于事无补时，就会认为儒家仁政爱民实施与否是无法影响天常秩序的。在天道有为造成道德的不可欲情况下，对宇宙论儒学的逆反又会产生什么后果呢？这就是人们会从崇尚天行健、有为的儒家道德，变为以天道无为、不干预作为新道德。
汉儒很入世，积极有为，齐家之外，主要是为皇帝服务。东汉灭亡在即，帝国大厦将倾，儒生看透了君臣关系之虚伪，再积极有为也没有意义，报国无门，对政治心灰意冷。这时，士人从关切政治现实的清谈转变为不参与政治的玄谈。所谓玄谈，是以谈老、庄、周易的玄理为内容。一时间，追求道家无为等理念成为时尚，出现许多特立独行、言行怪异之士。东汉末年出现的对宇宙论儒学的价值逆反，破除了天道有为，并以其反面的天道无为作为新道德。在这股思潮大转向中，道家价值全面取代儒家伦理的内容，成为士人新的道德追求。
曹魏正始年间，玄学兴起。因为老子思想的核心是无为，士人最早感兴趣的是老子，强调自然的庄子之学兴起在后。玄学以老庄为圣人，崇尚道家价值，这句话看来简单，但很容易产生错觉。我要问一下，魏晋玄学是先秦老庄思想的翻版吗？先秦老庄是以无为为道德吗？并不是这样。
如果把魏晋玄学看做回到老庄，就掩盖了玄学的本质。先秦老庄与魏晋玄学的根本差别在于：老庄的无为是对儒家道德的否定，道家推崇无可言状的道，但它并不是道德，道家精神追求的背后不存在儒家的向善意志。道家以观赏的、逍遥的情意我，否定儒家把个人看做道德主体的德性我。与此不同，魏晋玄学是对儒学的价值逆反，这就是把道家每一项基于否定儒家的主张，都变为向善的意志所指向的新道德。
道家的每一个主要论点都与儒学针锋相对：儒学讲道德规范，老庄反规范，讲“反者道之动”；儒家讲向善，老庄讲无所谓好与坏；儒家讲名教理分，积极有为，老庄讲自然，主张无为；儒家讲舍生取义，老庄讲保存形躯。概言之，作为否定儒家的道家理念所包含的反规范、情意我、养身、无为和自然五个方面。
当魏晋玄学以道家这五种与儒家相反的理念作为向善意志的指涉对象时，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魏晋玄学以道家价值作为新道德追求，老庄哲学转化为五种不同的追求，成为士人的道德修身目标，使得道家发生支解。
“道家的支解”的说法，是劳思光先生在《新编中国哲学史》中提出来的。劳先生认为，这是源于汉代人对道家的误解，其后果是道家发生“形躯化”，由此产生追求长生不老的道教。我们的看法比劳先生更进一步：对宇宙论儒学的道德价值逆反，使得道家五方面的指向都可以被视为新道德，并形塑了当时的社会思潮。
本文编辑、改写自金观涛、刘青峰《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一书的部分章节，学术讨论请以原书为准。配图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还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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