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几位女性指挥家？”
这个问题难住了许多人，因为哪怕是现在，担任首席指挥家的女性也并不多。
指挥家的历史是被男性垄断的历史，女性音乐家永远顶着一块预设的天花板，极难拿起那根指挥棒。
但总会有人打破第一块天花板，这个人就是安东尼娅·布里克（AntoniaBrico）。
她出生于荷兰，在纽约长大，被芬兰作曲家让·西贝柳斯称作自己的“第六个女儿”。
她是上世纪20年代横空出世的首位女性指挥家，也是第一位指挥过柏林爱乐乐团和纽约爱乐乐团的女性。
即将在1月22日全国上映的影片《指挥家》就讲述了安东尼娅·布里克激动人心的前半生，这段时光正是她从追梦初始走到个人巅峰的完整切面。
哪怕是在女性平权意识已被普遍接受的今天，安东尼娅的故事也颇具价值：受困于性别歧视，几世纪以来，无数女性都曾走进同一个暗夜，被埋藏被否定。安东尼娅正是其中之一。
但在性别歧视之前，贫穷是她的底色，无爱的家庭是重创她的第一记拳。她先是被音乐家父亲抛弃，其后又被养父母掳走移居美国。相隔千里，她的亲生母亲后来在忧郁中死去。
安东尼娅从小就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只是贫穷的家境实在无法支撑她对古典音乐的热爱。
比贫穷更糟糕的，是一个冰冷的家庭。她的养父母并不爱她，尤其是养母，她无法接受在安东尼娅身上花“额外”的钱——那个年代，音乐会是上流人士的独享之物，是这个家庭高攀不上的平行世界。
但身为引座员的安东尼娅却被一场由WillemMengelberg指挥的音乐会改写了人生。
不被允许进场的安东尼娅站在男厕所里胡乱指挥，因为在那儿她可以听到马勒的《G大调第四交响曲》。
她不梦想成为雍容华贵的听众，却想成为台上那个笔挺激昂的角色——指挥家。她真正想要拥有的乐器是整个管弦乐团。
17岁时被养父母赶出家门自谋生路，但她仍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音乐学院。
进了学院也不太平，图谋已久的音乐老师开始对她性骚扰。安东尼娅并没有妥协，但是她的反抗惹怒了这个衣冠禽兽。他反咬安东尼娅一口，最终让安东尼娅被音乐学院勒令退学。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职场，性骚扰都是女性经常遭遇的事。出于恐惧和自我保护，她们很少发声，而男性总能从中全身而退。
比较讽刺的是，美国著名指挥家詹姆斯·莱文（JamesLevine）在年3月因涉嫌性侵被大都会歌剧院解雇，但业界仍在想尽办法将他打捞回舞台，并期待其“伟大的回归”。
此外，出身也让她被排挤和冷落，古典乐世界虽然认同“好东西都来自荷兰”，却不包括这个贫穷的荷兰女孩。
对一心追求音乐理想的安东尼娅来说，爱情也是障碍。
好不容易冲破了阶级隔阂，男方却在她选择去欧洲深造时求婚，这意味着让她放弃梦想。
在那个年代，女性只能成为母亲、男性艺术家的缪斯或音乐会的赞助人，他的确想为她带来更好的生活，甚至是充满音乐的生活，但安东尼娅不会满足于聆听，她享受创造。
在这个由男性主导的竞技场，安东尼娅保持着难得的乐观主义:
“如果我不尝试，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我宁愿为此而死。”
最终只有卡尔·穆克愿意教她指挥。穆克既不喜欢女性也不喜欢美国人，但他愿意抛开偏见倾其所有教授安东尼娅，只因为她本身的天赋和追求。
他教她如何用指挥棒掌控乐团里的男性，那是一种暴君式的指挥方式，不能流汗，不能优柔寡断……
所以安东尼娅仍是用男人的指挥方式征服了男性世界，她得到认可的原因也很讽刺，那些人说“听不出性别”。
当时的交响乐团里没有女性，别说女指挥家，连女竖琴演奏者都没有。于是她在年创立了纽约女子交响乐团，想证明女性同样可以出色地演奏长号、长笛、双簧管、圆号等任何一种乐器。
在此期间，安东尼娅获得了前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的支持，也为参加管弦乐队面试的女性铺平了道路。
借由她的努力，女性音乐家团体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终于有了一席之地，也给有音乐梦想的许多女性带来了自信。
除此之外，《指挥家》对女性身份的探索也超越了非男即女的划分。
比如这位资助她完成学业的关键性角色，其实是一个跨性别者，生理上是男性的她在偏见之下束手束脚，只敢在安东尼娅面前展露真实的自己。
值得一提的是，在《指挥家》中，安东尼娅和音乐都是主角。
影片不仅将其青春年代描绘得像交响曲般跌宕起伏，观看影片的过程本就是在聆听一场音乐会。
片中从未有过寡淡苍白的寂静，从头至尾插入了近二十首经典曲目。音符或划过安东尼娅的人生，或萦绕在她的指挥棒周围，就像是安东尼娅灵魂的外化，将音乐与命运合二为一。
正如前文提及的《G大调第四交响曲》，这首被完美演绎的马勒让她看见了“指挥家”的魅力。
后来吸引她驻足的，是一首演奏得错漏百出的《自由钟进行曲》。
而她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弹奏则选了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听到音符冲出琴键的一刻，她只觉得美好。
面试用来糊口的兼职时，她弹奏了格里格的《特罗尔德豪根的婚礼日》；初入豪宅参加晚宴，爱情在观赏比才《卡门》里主人公那段著名咏叹调《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的时候悄悄萌芽；她与恋人亲吻时配乐是德沃夏克的《F小调浪漫曲》。
后来安东尼娅得知了自己的身世，怒弹一曲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被恋人误解后将失落寄托于德彪西的《梦幻曲》；当她恢复自己的真实姓名并打算重启人生时，被挚友赠与了一曲乔治·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
安东尼娅回到祖国寻找亲生父母，走进父亲曾供职过的教堂，周围响起了巴赫的《亲爱的耶稣，我们在这里》。
她的老师教她要成为一个无比自信的指挥家，此时她指挥棒下曲目是德佛札克的《第九号交响曲「新世界」》。
为了梦想，安东尼娅抛弃一切，在异国他乡辛苦学习，这种孤独和无助恰好匹配展现浓烈思乡之情的第二乐章。
她带领柏林爱乐乐团在古典音乐界大获成功，音乐厅响起的是德弗札克的《第六号交响曲》。
回到纽约之后，她又排练了舒伯特的《第八号交响曲》，圣桑的《死之舞》，普罗柯菲耶夫的《彼得与狼》，布鲁克纳的《第零号交响曲》，格里格的《山魔王的宫殿》……
影片最终曲的择选尤为恰当，《爱的礼赞》是爱德华·埃尔加赠给新婚妻子的礼物。因为她的妻子不顾家人的反对嫁给了埃尔加，带给他爱和灵感，并助其抵达了音乐事业的巅峰。
放在电影中，安东尼娅就是埃尔加，这一曲似乎是在感谢所有一路相伴的人，既包括她错失的爱人，也有资助她完成学业的挚友。
通过情节与音乐的搭配，我们更能感受到安东尼娅的动荡人生，以及天赋带来的坚韧和执着。
只可惜，在她用才华和能力跨越了阶级壁垒之后，性别成了她最后的桎梏，而且终其一生也没有突破。
安东尼娅至死都没能进入美国古典乐名人堂，只在二战期间有过指挥机会，因为那时多数男人都在服役。战争一结束，她便被男性音乐家排挤至边缘，虽然经常获邀担任著名乐团的客座指挥，却始终无缘固定的指挥席位。
时至今日，女性依然面临如此困境。
学位竞争更偏向于录取男学生，生完孩子休完产假的妈妈很难回到原来的岗位，随着工作年头的积累，同工不同酬只会越来越明显，不分时间不分地域，想凭努力在社会站稳脚跟的女性的生存境况从未得到真正改善。
20世纪40年代初，安东尼娅被丹佛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席位所吸引，她在红石剧场的音乐会上担任客座指挥却从未被聘用。最后，温文尔雅又英俊的SaulCaston拿下了这份工作。当然，这是一位男性。
安东尼娅曾抱有一个期许，如果她能晚出生五十年，或许将有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在她之后，舞台仍然属于男性，当后来的音乐人或古典乐爱好者翻开书本，音乐史上写满了男性的名字，女性的成就也因此失去了本该拥有的分量。
不过安东尼娅的故事之所以能被叙述，是因为她为理想所做出的努力仍具启示意义。
《指挥家》将女性无所畏惧的一面展现得非常清晰，她们为了追求自己的终身事业，视桎梏于无物。
其实类似的故事今天仍在上演，就像那些第一次在乐团里奏响乐器的女性，或是安东尼娅第一次指挥整个交响乐团的时刻，每个领域都需要有打破天花板的女性，一旦撕开这个口子，便会有更多的女性遵从内心去追随，她们都会在热爱的事业中找到自己。
她们的力量会随着故事的讲述传递下去，而这正是《指挥家》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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