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和元年（），欧阳修服除归京师，时年四十有七；治平四年（），转刑部尚书出知毫州，年届六十。在此期间，昔年洛中诸俊杰，今几已尽亡；曾共推新政之“朋党”，也少有在世，可谓“形影相吊”矣！故，每遇亲友离别，他皆悲痛不已，怅然而赋诗文，以述哀情。除家族内亲及皇氏宗亲外，欧阳修为27位好友，作了30篇吊念诗文。欧阳修作祭文、墓志铭、挽辞等大多是对亡故亲友的一种缅怀。而在此过程中，往往都会先叙述友人生平，而后咏其志，抒其怀。
嘉祐二年（），杜衍以疾卒于南京，欧阳修“既泣而论次公之功德而铭之”（《跋杜祁公书》），作《太子太师致仕杜祁公墓志铭》：故太子太师致仕、祁国公、赠司徒兼侍中杜公讳衍，字世昌，越州山阴人也。······公少举进士高第，为扬州观察推官，知平遥县，通判晋州，知乾州，迁河东、京西路提点刑狱，知扬州，河东、陕西路转运使。入为三司户部副使，拜天章阁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为河北路都转运使，遂知天雄军。召为御史中丞，判流内铨，知审官院，拜枢密直学士，知永兴军，徙知并州，迁龙图阁学士，复知永兴军，权知开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枢密院事，即拜副使。庆历三年，迁吏部侍郎、枢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墓志铭》中，欧阳修对杜祁生平，从其少举高第，授官扬州推官开始，到历知平遥、乾州、扬州等，再到入职三司、拜天章阁侍制，再到拜枢密副使、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权职宰执，最后以太子少师致仕，进行了详细叙述。可以说，这些史实为后世了杜祁其人，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当然，这种叙述生平事迹的手法并非欧阳修首创，而是唐宋以来，《墓志铭》写作的通行手法。然而，欧阳修却能于逝者一生众多事迹中，摘录最能代表其生平德行、志向的史实进行叙述，并由此评价议论，歌咏其志，抒发己怀，如：
夏人初叛命，天下苦于兵，而自陕以西尤甚，吏缘侵渔，调发督迫，至民破产不能足，往往自经投水以死。于是时，公在永兴，语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劳尔。”乃为之区处计较，量物有无贵贱、道里远近，宽其期会，使以次输送。由是物不踊贵，车牛刍秣宿食来往如平时，而吏束手无所施，民比他州费省十六七。吏部审官，主天下吏员，而居职者类以不久迁去，故吏得为奸。公始视铨事，一日，选者三人争某阙，公以问吏，吏受丙赇，对曰“当与甲”。乙不能争，遂授他阙。居数日，吏教丙讼甲负某事，不当得。公悟，召乙问之，乙谢曰：“业已得他阙，不愿争。”公不得已，与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铨法尔。”因命诸曹各具格式科条以白，问曰：“尽乎？”曰：“尽矣。”
对此，欧阳修做出评价道：“公治吏事，如其为人。其听狱讼，虽明敏而审核愈精，故屡决疑狱，人以为神。其簿书出纳，推析毫发，终日无倦色。至为条目，必使吏不得为奸而已；及其施于民者，则简而易行。”（《太子太师致仕杜祁公墓志铭》）并引宋仁宗之言，赞其贤能：“外人知杜某封还内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泽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太子太师致仕杜祁公墓志铭》）最后，欧阳修感叹道：“凡公所以行之终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为人之所难，而公自谓不足以名后世，遗戒子孙无得纪述。呜呼！岂所谓任重道远，而为善惟日不足者欤？”（《太子太师致仕杜祁公墓志铭》）其实，是年二月，杜衍卒时，欧阳修正权知贡举于礼部应试中。次月解禁后，闻讯即哀而叹之，作《祭杜祁公文》：士之进显于荣禄者，莫不欲安享于丰腴。公为辅弼，饮食起居如陋巷之士，环堵之儒。他人不堪，公处愉愉。士之退老而归休者，所以思自放于闲适。公居于家，心在于国。思虑精深，言辞感激。或达旦不寐，或忧形于色，如在朝廷，而有官责。
呜呼！进不知富贵之为乐，退不忘天下以为心。故行于己者老益笃，而信于人者久愈深。人之爱公，宁有厌已？寿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丧，道路嗟咨。况于愚鄙，久辱公知。系官在朝，心往神驰。送不临穴，哭不望帷。衔辞写恨，有涕涟ㄝ。尚飨！较以上《墓志铭》，此篇更能体现欧阳修对友人逝世的哀痛及对其志的歌咏。文中先以荣禄之士，安享丰腴，与杜衍“饮食起居如陋巷之士”相比，衬托出他不汲汲于富贵之心。而后，又言其老退归家，闲适自得，体现出乐于平淡之愿；随后，又称其虽退居家中，然心尤在国，对国家政事“或达旦不寐，或忧形于色”仍有“官责”，还感概道：“进不知富贵之为乐，退不忘天下以为心。”以此赞其忧国、报国之志。最后，悲痛其逝，“道路嗟咨”“哭不望帷”而“衔辞写恨”以成此文。
欧阳修自景祐中“始登（杜衍）公门”，至其逝世，相交二十余载。欧阳修对这位政坛先辈，文坛长者，充满了敬意。皇祐初，当其知应天府时，便“时率僚属候问起居”，此后服除，至京师，更“与公书问往还，无虚月”。杜衍卒后，又“集在南都时唱和诗为一卷，以传二家之子孙。又发箧，得公手书简尺、歌诗，类为十卷而藏之。”而杜衍亦待欧阳修甚厚：“余与时寡合，辱公之知，久而愈笃，宜于公有不能忘，矧公笔法为世楷模，人人皆宝而藏之，然世人莫若余得之多也。”（《跋杜祁公书》）可以说，二者交情确非一般。故欧阳修才有如此悲痛之墓志、祭文。嘉祐四年（），吴育葬于河南郑州，欧阳修为其作《资政殿大学士尚书左丞赠吏部尚书正肃吴公墓志铭》，叙述生平，表达哀思：公讳育，字春卿。天圣中，与其弟京方俱举进士。试礼部为第一，遂中甲科。而京、方皆及第，当第十吴氏兄弟名闻天下。公初以大理评事知临安，诸暨二县，迁本寺丞知襄城县，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入三等迁著作佐郎，直集贤院通判苏州同知太常礼院三司户部。度支二判官知谏院修起居注知制诏判太常大理二寺吏部流内铨史馆修撰累迁起居舍人，为翰林学士久之迁礼部郎中以学士知开封府。
此《墓志铭》亦如为杜衍所作墓志，对吴育生平作了详尽描述，言其少举高第，名闻天下，历知临安、诸暨、襄城等地，迁著作佐郎、翰林学士、礼部郎中等职，并赞其“为人明敏劲果，强学博辩。”而后，又举具体为政事例，赞其有气节：“能自忖度，不可，守不发；已发，莫能屈夺。”初秦悼王葬汝州界中。其后子孙当从葬者与其岁时上冢者不绝。故宗室宦官常往来为州县，患公在襄城每裁折之。宗室宦官怒，或夜半叩县门，索牛驾车以动之。公辄不应，及旦。徐告曰：牛不可得也，由室。宦官曰：此不可为也。凡过其县者，不敢以鹰犬犯民田，至他境矣。然后敢纵猎，
三月拜参知政事。与贾丞相争事。上前上之左右与殿中人皆恐色变。公论辩不已，既而曰：臣所争者，职业。顾力不能胜矣。愿罢臣职，不敢争。上顾公直，乃复以为枢密副使。以上两例，一则言其初官襄城时为政简严，不惧宗氏宦官；另一则言其已居参知政事时，遇事仍能据理力争，不怕贬官丢职，充分展现了吴育的为人气节。因此，欧阳修乃引用宋仁宗的话，称其“刚正”。并以其卒时，河南人“皆聚哭”来体现出他在人民心中的地位。通览全文，欧阳修大多以平铺直叙的方式叙述吴育生平事迹，并以此赞扬其气节，并未有太多情感上的抒发。然嘉祐三年（），吴育卒时，欧阳修“驱使官田安之至于西京，以清酌庶羞之奠”所作《祭吴大资文》则强烈地表达出对吴育逝世的悲痛之情。
此篇《祭文》中，欧阳修以自身老来阅世经验而言吴育之气节，不以尊卑贫贱、职位高低而有所改变，并称其为“善人君子”，既“难得”，又“易失”。所以，对他的逝世，“咨嗟殒泣，至于失声而长号也”，表达出难言的伤痛之情。其实，吴育虽为吴充之兄，而吴充又与欧阳修有姻亲之谊，然考欧阳修生平事迹，却少见与吴育交往事例，因此，明人茅鹿门评此文时有“交似疏”之语。然纵观其文辞，却饱含哀情，所以，茅鹿门又称其“感独深”，而张孝先亦感叹道：“情见乎词，令人阅之亦怆然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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